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月16日他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万“雅尔塔的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是个儿子，在洗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