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桌上镶着银条。很明显，在这里，交易成交，对手被击败，弱者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百万美元。这里很优雅，属于传统的风格，墙上挂着油画，我注意到远端有一幅画，比其它的画挂得要高。一个戴着宽檐帽的人，留着胡须，花边领子，微笑着，“我能看看信吗？”达吕斯说，他盯着我，就像一只眼镜蛇盯着作为午餐的鼠。是的，我从没有见过眼镜蛇和鼠，但我想象得到。我向迪富尔点点头。他把信放在他和达吕斯之间的光亮的桌子上。这个人有些奇怪的地方，使我感到有些恐惧。他穿着黑衣服，黑风衣，白衬衣，黑领带。他的脸和衬衣一样白，瘦瘦尖尖的，黑头发，黑色的眼睛闪烁着，一眨也不眨。我说像眼镜蛇吧？眼镜蛇就是像这样。

    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因为这非常重要，我想抽支烟，于是我点起了火，这是个错误，糟糕的举动。火柴划着时，达吕斯向我走来，就像刀子出鞘。“这里不允许有明火，”他厉声说道，“请熄灭香烟。”

    现在我站在桌子的一边，靠近边门。在我身后有一张半月形的桌子靠着墙，桌上有一只银碗。我走过去掐灭了烟头。在银碗的后面有一个硕大的银盘，一边在桌子上，一边靠在墙上，形成一个角度。当我掐灭烟头时，我瞧了一眼那只像镜子一样光亮的银盘。在房间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墙上的油画中，那个微笑的人的面庞变了。仍是戴着宽檐帽，但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即使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士见到，也会被吓得从马上掉下来。

    在那帽子下面是一张面具，盖住了面部四分之三的部位，仅仅露出半张歪斜的嘴。在面具后，两只眼睛像钻子一样咄咄逼人。我发出一声惊叫，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画，“那个家伙到底是谁？”我惊叫着说。

    “弗朗斯·哈尔斯画的《欢笑的骑士》，”达吕斯说，“恐怕不是原画，原画在伦敦，但这是一张很好的复制品。”

    当然那个微笑的家伙还在画中，胡子、花边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没有发疯，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无论如何，达吕斯拿到了信。“你们可以相信我，”他说，“在1小时时之内，米尔海姆先生将拿到他的信。”他又用法语把同样的话说给迪富尔。律师点点头。如果他感到满意，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向门走去。到门口时，达吕斯说，“顺便问一句，布卢姆先生，你是哪家报社的？”声音像刀刃一样锋利。我喃喃地说，“纽约美国人。”之后我们就走了。下电梯到街上，钻进一辆马车，回到百老汇，让法国伦在想去的地方下了车，我就回了报社。这可是一条新闻，对吧？

    错了，晚报的编辑抬头看看我，说：“查理，你喝醉了。”“我怎么啦？我一滴酒也没沾。”我说。我把晚上的经历从头到尾又对他讲了一遍。多好的新闻，你瞧。但他怎么也不信。“好啦，”他说，“你碰到了一位有信要送的法国律师，你帮他送到了，这很好。但没有幽灵。我刚刚收到了E.M.公司总裁的电话，一个叫达吕斯先生的人。他说你今天下午去找了他，亲自把一封信给他。但你晕了头，对着墙上出现的幽灵大呼小叫，他对你送的信表示感谢。但如果你损害他公司的名誉，他会起诉你。顺便告诉你，侦探找出了中央公园的谋杀犯。当场抓住了他。去那儿看看有什么可报道的。”

    所以一个字也没见报。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发疯，我也没醉。我的确看到了墙上的那张脸。喂，你们正和全纽约惟一见到曼哈顿幽灵的人在一起喝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