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普赖斯先生的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对我说，“不要待得太久了。”

    20分钟过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坐在火炉旁边的太师椅上，没抽烟，也没看书，眼睛盯着火苗，一副恰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很黑，我不想点亮煤油灯。借着窗户外的月光，脱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着，但我知道她并未睡着。她在想着心事，我也是如此。在1916年明媚的春天里，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划着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在当时，这个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把邮政大楼和几个其它大型的建筑给捣毁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开过来，用枪炮血洗了他们。但其中可能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军营中的无聊二等兵普赖斯，如果有的话，他会记起这个情景的。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是瓦砾、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爱尔兰人，也有英国人。最终邮政大楼里被击败的造反者被带走了，他们死也不投降。这些叛逆者挂到楼顶上的鲜艳的绿、橙和白三种颜色的旗帜被轻蔑地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子。

    现在的学校当然不教这段历史，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当叛逆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经由水路去往利物浦监狱途中，都柏林人，其中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们，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人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本来这件事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疯狂的决定：5月3日到12日在基尔美因哈姆监狱处决了16名反叛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在1918年大选中，独立党在全国所向披靡。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终于获得了独立。

    伯纳黛特在我身旁辗转反侧，不能人睡。她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5月份那几个令人心寒的早晨，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行刑队的士兵们穿着带钉子的靴子，从驻地向监狱进发。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着，一直到犯人被押上来。犯人们被带到远处靠墙的柱子旁。

    她想到了她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一定在想着他。他是她父亲的胞兄，是她很崇拜但又在她出生之前就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在监狱中，他伯父拒绝和狱卒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最后，他高昂着头，在太阳要升出地平线的时候，倒在了枪口下，还有其他的几个……奥康奈尔、克拉克、麦克多诺、帕德里克·皮尔斯。当然，得想到伯父皮尔斯。

    我因不满于我的愚蠢而咕哝着。所有这些全是废话，英国军队中还有其他犯人，如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逃兵，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都被枪毙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类型的犯罪都是要强制判处死刑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在夏天。”普赖斯曾说过，那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从5月到9月底，对于一个小国来说，1916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可谓重大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二等兵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摒弃了这些思绪，进入了梦乡。

    我们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黎明之后，阳光就照进了屋子。院子里母鸡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俩都从壶中倒了一些水，洗了脸，我把胡子尽可能地刮干净。然后把用过的水通过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还能够湿润一下干燥的土地。我们又穿上昨天的衣服，下了楼。

    普赖斯夫人在餐桌上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碗牛奶咖啡，还有面包和黄油，非常可口。她丈夫没有露面。我还没喝完咖啡时，普赖斯夫人把我叫到院前。在那儿离大路不远处的堆着牛粪的院子前面停放着我那辆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