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

    “都柏林。”

    “啊，我们都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往往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更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色。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前期生涯，正如前面所展开的后期那部分经历一样，十分缓慢地展示出来了。他1897年出生在朗达山谷的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生活艰难和凄凉，1914年，他门岁，参了军，参军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的、穿的和住的更合适。他一直是二等兵。

    当其他人奔赴弗兰德斯前线时，他则在训练营度过了12个月。而后又在威尔士一个军用的物资仓库里工作。在1915年年底，他被派往爱尔兰，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的爱兰布里奇的寒冷兵营里。

    我想对他来说生活一直非常乏味，因此他才说他并不喜欢都柏林。孤零零的营房宿舍，微薄的津贴，没完没了、没头没脑地打扫整理，在冰冷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当兵的那点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军营的食堂没有啤酒，或者说啤酒和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来说是无缘的。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了，他或许为此而感到高兴过。不晓得这位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伙计是否为什么事所高兴过或悲伤过。

    “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事儿？”

    “是一次处决犯人。”他说，然后又一门心思地喝起汤来。

    伯纳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着这时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话也听不懂，而她的丈夫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而，他俩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我本应该不去理会才是。

    毕竟在那种年月里，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芒特乔伊都被绞死了。但他们是被狱卒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士兵来干这种差使吗？而且在英国士兵当中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根据军规，经过法庭审判，也是要处死的。但是他是被绞死还是枪决呢？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这次处决是什么时候吗？”我问。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平静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很久以前。”他说。我想他可能在撒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你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想了一会，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作为一名行刑队的队员一定是什么样子。眯着眼用枪瞄准另一个被绑在60英尺远的杆子上的人，辨认出心脏的位置，把准星定在那个活人身上；一听到射击的命令，立即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又会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然后看到这个被捆住的人脸色惨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后回到营地，擦拭步枪，吃早点。谢天谢地我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的场面。

    “尽力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尽力想了，他真的是尽力了。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努力回忆。最后，他说，“1916年，我想是在夏天。”

    我向前探过身子并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目光中并没有狡诈，只有耐心地询问。

    “你还记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个人是谁？”

    但对他来说太难了。尽管他尽了力，但他还是没能记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太久了。”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