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到一片狼藉的走廊，朝阅览室走去。他推开玻璃门，向四周看了看。房间是空的。在丹顿·克莱格曾经坐过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写字桌。桌上放着两封信。一封是给杰西卡·克莱格的，另一封是给亨利·斯皮尔曼的。这位经济学家脱掉他那湿透了的帽子，滴水的围巾和大衣。他的精力都耗尽了。他坐到了一张皮椅上，拉开没有粘上的信封封盖，双手颤抖地取出了里面的信。这是丹顿·克莱格的笔迹：

    亲爱的亨利：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我谋杀了丹尼斯·戈森、莫里森·贝尔和福斯特·贝瑞特。即使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似乎还是难以相信这些事情。就好像我是在记录一些别人口述的事情一样。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亨利，你是最可能理解( 虽然肯定不赞同) 我的行为的。我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个骗子。这胜过了为了防止被人发现而谋杀其他人带来的恐惧。当我决意要保护我自己，我的事业和对我有意义的一切时，我以一种最系统最训练有素的方式开始了谋杀。

    杀人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我杀人只是迫不得已。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来看这件事情，我都别无选择。当然，我本希望，丹尼斯·戈森的死能够让这件事情有个了断。几个月前，他兴冲冲地来找我。说他对我那本有关美拉尼西亚人的书里的一些数据感到疑惑不解。他是一时兴起才拿起这本书读的，尔后发现里面的东西和他自己的研究有关。但是数据在他看来毫无意义，而且与这个领域里经济学家所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有矛盾，包括他自己的研究。当他第一次来见我要讨论此事时，他让我向他澄清那些数据。他以为是他自己曲解了我的分析，或者，最糟糕的就是，我太过粗心大意了。但是，当他开始质询那本我事业的顶峰之作时，我再也无法保持镇静和沉着了——我只是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数据根本就是我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你知道的，亨利，早期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让我得到了一些赞誉，但是，我知道，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如果没有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一个可以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引用的基础研究成果，那么，我是不可能获得不朽的名声的。作为院长，需要太多的时间来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进行必要的调查。而且，当上院长意味着权力——权力是我喜欢拥有的东西。作为院长，我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人类学家的伟大声誉始终躲避着我，而我却仍对它垂涎三尺。当我三年前请假离开，到圣塔克鲁兹岛上去继续我的实地调查时，我希望我能写出一本能够成为经典的书。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对于这些辛苦的观察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了。我远离人类学的主流太久了；我太老了，已经不再能奉献这个课题所要求的知识了。然后我想出了编造数据的主意。用适当的专业术语和我业已建立起来的声誉作为权威加以支持。

    哈佛的出版许可助了我一臂之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有人会发现我的骗局。但是这个看上去不可能。所以这些想法也已经大部分从我脑海中消失了。你可以想像得到，当你们那位还是初级教员的同事开始质问我的结果时，我该有多么惊怕。我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这个让我露馅了。他意识到我是在说谎。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并向我提出了交易。如果我支持他晋升，他不会把我的秘密泄漏出去。当然，这是勒索。但是，我很欣然地接受了他的条件，或者说是让他相信我答应他的条件了。我需要做的是安抚他，并防止他把他的怀疑泄露给其他人。当然，我很清楚，这样的交易仅仅是给了我时间，不会是长期的保险措施。

    勒索很少会有休止的。丹尼斯·戈森会控制我的。除了杀死他，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杀死他，并造成是他自杀的假象，这个计划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