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抵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

    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旦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思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鹰”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读书人一声长叹！2001年，我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盖是因为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见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两个凡是”所引发的真理标准讨论）；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意识形态之争开始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海选及其他民主试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三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年）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一百年的好时光。胡适不仅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