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胡适一百年
。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着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性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写过《为国家求饶》的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彻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的公开信),不禁想起约翰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着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