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咕咚”一声，“我啥也不说了”，于是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当众下跪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想方设法劝谏别人听从或者跟随自己的人，同样只需“扑通”一声，同样只需“我啥也别说了”，最后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只当他是对的——谁要是辩解或者反对，多少是有些残忍了。在此意义上，藏在这种下跪背后的，却是一种逼人就范的“道德软暴力”。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这样写道；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王小波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宇，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当下，“国学”二字更像是个可供连锁的名牌。国学的作用来自两方面，一是利于推销，“国字号”加“老字号”的学问，年代久远，好号召大家都来买，所以有了近乎天价的“国学培训班”；二是好保护自己，谁要是反对国学，谁就在“与国家作对”，与文化上的立国之本作对。如此一来，“国学”便成了可攻可守的学术坦克。做学问的人，一旦将自己的主张包装到“国学”里去，就算入编装甲部队了。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大呼小叫，有人听见热闹，有人听到荒凉，而我听到的则是国学装甲车的链条拖过大街。

    任何一个国家只可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不是“通过国学寻求解放”，更不可以跪倒在国学面前等待国学的拯救。那样，我们活生生的人、知识的主人就真的要被国学奴役了。而真正的学问，本也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知识在人们获得的那一刻起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一次访谈中，哲学家黎鸣向本书作者谈到他对“国学”的理解：任何一门“学”，一旦被命名为“国学”，就一定会成为该国人民精神的枷锁，成为对该国人民的智能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作用的教条。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所谓的“国学”，并不只是给中国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世界上凡是把一门单一的学说命名为‘国学’的国家，也全都尝到过历史的苦头。”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过去，无论是自己下跪，还是逼人下跪，都救不了国学。说到底，所谓国学也不过是流淌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几件文化产品。就像微软的indows，产品好用不好用，还是使用者说了算。微软有今天的事业，盖茨没有下跪，他的营销团队也没有下跪。

    如肯·威尔伯在一书中所说，“我们都想认可、尊重全世界过去文化里的许多重大成就，尽可能多地保留和吸取其智能。但不管如何，文明这辆列车在运行之中，从最初到现在，若是只看反光镜驾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事故。”笔者以为，一个人即使是开着一辆质地优良的“传统牌装甲车”，如果只顾在后视镜的指导下横冲直撞，而不随时往前看，同样不会有一个好的前程——等待他的显然只有危机重重。

    国学不如知识

    中国人常讲“礼失求诸野”，却很少谈到知识被主义或国家充公时求诸什么。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一个学派被尊奉为“国学”，往往也是这门学问步入穷途末路的开始。浅显的道理是，国学是国家之学而非社会之学，是封闭之学而非开放之学。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可以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接近真理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取得进步，可以通过互相纠错共同推动一个社会滴水穿石的成长。

    不可否认，儒学当年成为国家之学，对于其他学派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