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的理解，“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

    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思想先进中，胡适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就像波普尔在晚年主张要有“媒体审查”一样的确有些出人意外。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势如破竹的1919年，胡适突然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此论既出，立即引起不小争论。

    一方面，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也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回顾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走过的弯路，笔者以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意义与贡献，首先并不在于它是否达到整理的目的。毕竟，整理国故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而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所抱持的态度。

    在否定历史的革命到来之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自然有其先知的一面。不过，胡适的这种思想，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也并非超前。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和爱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全盘否定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做“没有本钱的生意”。

    下跪救不了国学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认同危机，人们杜撰出了“国学”这个概念并试图加以拯救。然而，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不确定。和“关系”一样，“国学”是个中国特色十足的词汇。要想翻译得准确，大概只能直接译成“guoxue”，然后加上各种注解了。

    不乐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求将儒学上升为“国教”时，这些人又将本应体现在“国学”上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国学”的迷信。

    比如在2007年，为弘扬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赠书第一天，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称自己是“对国学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

    据说这位校长坚持推广国学十余年，由于历史上的“批林批孔”，国学一度沉沦，而一些外来文化以及近利文化则“抢滩”国人思想，致使真正的国学一度没落。现在很多国人都认识到了国学的好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缯书的缘由。”

    本书作者并不怀疑该校长对于“国学”所具有的某种“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国学的诚恳。显然，张校长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前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方式”，既然“国学从娃娃抓起”，这里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种“在明明德”的方式。

    同样，下跪有时是一种用膝盖代替嘴巴辩论的急中生智。就像中国酒宴上的酒鬼劝酒，不善于劝的人总是少了些花言巧语，于是一口闷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