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中国同时迎来了传统文化热。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巨大的反差，使中国知识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是导致中国落后与受辱的根源。同样，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扶正革命理想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传统文化也被彻底否定。

    而当中国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开始诚恳地对待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重拾传统文化也被视为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当然，在此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动，填补后政治全能主义信仰真空的民族主义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社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层面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诉求的推波助澜。正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商业媒体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国学热”，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代表的“读经热”。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世纪的极端年代。在革命思维下，“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事实并非如此，胡适并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在揭蘖整理国故运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对应的便是当下的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是“关切人生”的“逼人的活问题”，亦即正视社会现实的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而非仅局限于学术问题。虽然中国后来有启蒙与救亡之争，但胡适的意义与远见却是无人可以低估的。

    另一方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又是一个在时间上打通过去与未来的先行者与协调者。当时的中国，正陷于两种极端力量之间，保守者极度恋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维，认为但要有个好的未来，就必须推倒重来，完全否定过去。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号10页，转引自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相较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们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

    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比如谈到墨家时，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胡适又说：“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他钯墨家思想学说看做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考察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至于“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据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