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个叫赫克（huc）的外国人和几个朋友离京外出，在一家客栈饮茶时，遇到一伙中国人。几个外国人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他们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各种猜测，意在引导在场的中国人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那几个中国人对此无动于衷，继续喷云吐雾，大口饮茶。中国人的冷漠激怒了外国人，并且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时，一个中国老者起身走过来，把双手放在赫克先生的肩上，冷笑着说：“听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聊徒劳的推测来劳心、费神呢？大臣们关心此事，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拿他们的俸禄去吧，可别让我们操这份心。我们一无所得，还要去关心政治，岂不成了天下最大的傻瓜？”

    所谓“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无论你是否关心政治，政治最后仍会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然而，从整体而言，国民公共精神的多与少，与其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权利的社会令人沉睡。如果国民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关心也会越来越少，这样的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显然，一个国家更应该用货真价实的权利团结民众，重建公共精神，而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得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应承，内心的反抗。

    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让它的国民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那才真是不可救药。

    “看不见的政府”

    奥利佛·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支付。”约翰·马歇尔说：“有权征税就有权毁灭。”一方面，税收可以从个体或者机构那里汲取财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税收支持的有组织国家力量的保护，生活和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从这方面说，税收既可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也可能威胁权利和自由。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有很好的概括。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分析了税收、不同政体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共税收是每个公民从其财产中出让一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享受剩下的部分”。孟德斯鸠相信，温和政府会比专制政府更可能对其公民征收重税，因为“公民一旦认为是在付钱给自己，他们就会高兴地交税”。

    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高低，同时决定于国家的预算能力以及征税是否征得国民的同意。从表面上看，税收与公共预算只是政府关于未来某个时期的收支测算，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政治最核心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说一个未经人民同意而征税的政府，是一个“明火执仗的政府”；那么一个没有预算的政府，便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

    如李炜光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形式上来讲，税收也算是进了宪法，但其不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与税收对应的同样有税权，税收应该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从宪法的规定看，上面既没有任何税收法定的内容，没有任何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也没有明确说明征税是否需要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在税收这个涉及国家生死存亡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上，国家的根本大法竟然是一片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由于宪法存在明显欠缺，税收立法必然更加残缺不全。中国目前所开征的二十多个税种，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仅有三个，即《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而且税收立法绝大多数都是违宪的，也是违反《立法法》的，比如税收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的授权，更不用说符合《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要求了。

    根据李炜光的理解，就纳税而言，权利是第一位的因素，义务是第二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