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便知道政府部门有着何等诱人的待遇。与此相关的是，政府规模在几十年间急剧膨胀。如前文所述，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多达四五百人。

    个体权利与公共精神

    伊丽莎白一世在其着名的“金色演讲”中强调，君主有一种神圣职责，要保护王国免受“危险、不名誉、耻辱、暴政和压迫”，它们既容易来自王国内部，也容易来自王国外部。为了提供这种保护，不仅需要警惕，而且需要行使权力，并因此需要资金。

    尽管如此，预算还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萨克斯所说，对于那个时代而言，预算的好处不仅在于避免财政危机，同样在于尽可能避免国家卷入战争。一个国王进行战争，他的花费超过了他所收的税。如果他借债弥补了这个差额，就没有财政危机。但是如果他不能借到足够多的钱，或者如果他被迫拖欠旧的贷款，那么危机就爆发了。如果他采取狗急跳墙的措施，譬如说掠夺其臣民的财产，或克扣部队给养，那么危机同样爆发。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聪明的国王会尽可能节制，因为一旦遇上难缠的敌人，有可能因为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导致政府破产。

    在十四五世纪的英国，征税的理论依据是必需理论。当王国面临紧急情况或处于危险之中时，其所有成员有责任来帮助它。有时，和平计划也能得到直接的国会税收的支持，为了做到这一点，王室律师不得不寻找聪明的方式，把它们说成是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危机情况下为国防所做的准备。比如，在英国历史上有一种税收叫“抗丹税”（Danegeld），目的是为了应对丹麦人的入侵及其余殃。而到了十六世纪中期，支持税收拨付的这种法律的或者说辞上的基础有了修正，王室要求资金的理由已不仅是支持它的军事需要，而且是帮助它提供好政府的一般成本。简单说，是为了购买政府更好的服务。

    说到战争与税收，就不得不提到梭罗以及他为什么抗税。尽管抗税的行为多不见容于现代社会，但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梭罗抗税却是受到某种公共精神的驱使。

    这位的作者，曾经因为拒绝交积欠了几年的人头税而入狱。之所以抗税，不是因为梭罗家贫而交不起税，而是因为他反对当时的美国政策：其一是奴隶制度，其二是美墨战争。因为这样的理念，他愿意入狱而拒绝交税。据说亲戚主动为他补税后梭罗很气愤，不愿意出狱，直到狱长把他赶了出来。这一细节，颇有点百年后美国黑人维权时“把监狱填满”的气势与决心。有关这段经历，梭罗后来写下了《论公民之不服从》。正是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和“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后来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

    在一书中，梭罗简单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并解释自己为什么采取非暴力而不是极端的方式抗税：“有一天下午，在我的第一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进村子里去，找鞋匠拿一只鞋子，我被捕了，给关进了监狱里去，因为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即《论公民之不服从》）里面说明了的，我拒绝付税给国家，甚至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在议会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当牛马一样地买卖。我本来是为了别的事到森林中去的。但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的机关总要跟他到哪里，伸出手来攫取他……真的，我本可以强悍地抵抗一下，多少可以有点结果的，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可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群。”显然，梭罗在这里谈到的“社会”，严格说并非德鲁克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被政府裹挟的社会与国家。

    相较而言，中国人为什么鲜有公共精神？为什么远离政治？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1851年，就是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