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没有人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德鲁克语）。君不见，即使是梭罗那样的著名“隐士”，也承认当年在瓦尔登湖畔过一种实验性的隐居生活时为自己备了三把椅子——“独坐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转型期中国人渐渐热衷于讨论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危机管理，事实上，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可以从容面对政府危机；能够在此危机中继续自由自我、自发自为地生活。在我看来，讨论一个国家是否稳定，政治是否文明，社会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观测的就是在政府出现危机时社会能否秩序如常。

    如果一个国家是借暴力实现改朝换代，而且这种暴力逻辑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掌权者只能通过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及其政治是稳定的。自古以来，中国人称以暴力夺取江山为“打天下”，然而得天下者无不“像野蛮人一样”把本国当成新被征服的国家。所谓“逐鹿中原”，实则是将打天下当做打猎，将天下当做可被射杀或戏弄的猎物。及至打得天下，将天下收入囊中，盘剥民财亦如探囊取物。

    相较之下，在拥有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国家，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尚不至于使社会陷入“痛打天下”的混战，因为权力无主时，权利归属却还在；因为在那儿社会已经订立底线契约，既承认天下并非必将鹿死谁手的猎物，又圈定了政治与社会的界限。所以，无论政治出现了怎样的危机，掌权者如何易位，社会仍不至于受灭顶之灾。仆人走了，家还在。

    不难理解，文革等时期之所以处处是“人对人的狼战”（霍布斯语），就在于当时政治绑架生活、国家吞并社会，既无现代意义之政府，也无现代意义之社会。或者说，文革的大混乱不仅在于这个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更在于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它已深陷“无社会状态”。

    对于国民来说，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国家同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与“无社会状态”。但是，如果比较两种状态，“无社会”之害恐怕远甚于“无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能够及时结束两种“无政府状态”。前一种，如法国“五月革命”的混乱就是在许多市民上街游行，在“法国要工作”“把索邦打扫干净”等口号中结束的；后一种“无政府状态”则是指政府空言政治，有权无责。这样的时候，选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改弦更张。

    比利时的这场政治危机足足持续了半年时间。如一位布鲁塞尔人所说：“也许我们缔造了无政府最长纪录，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坏。如果政客不小心点，他们会知道我们比利时人不需要他们。”由此可见，比利时人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他们有权选择的更好的政府。

    公民结社的困境与出路

    说到社会的自我组织，托克维尔很早就在美国发现了乡镇精神这一美国式民主的灵魂。新教伦理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结合，造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体；而乡镇精神则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相结合，创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神话。托克维尔注意到，“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但在美国“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

    显然，这种乡镇精神的背后所对应的正是公民自治与自组织的权利。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谈到“为什么需要有农民的组织”时，强调了建设公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