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由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的“哈蒙德方案”的缘起。由于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的设立，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四十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红。

    如今，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等学者在学理层面倡导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外，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相关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会分红”，拥有美国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荣与梦想。

    国家“三九化”

    2007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此前一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若干年里，国家不仅承担了一些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原属国企的社会职能，而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相关的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与过去穷困潦倒、无红可分的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财政部数据，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

    当然，政府分红的最后归宿是社会分红，因为国企的出资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担负者既不是通过观念缔结的国家，也不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体的国民、劳动者。如果政府追逐分红而不将这些红利以各种形式归还给社会，那么这种分红便可能失去意义。

    谈到国企为什么向政府（社会）分红，世行报告认为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向政府（社会）分红有利于改善教育和医疗等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另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而言，过度利用留存利润进行产业扩张构成了不利因素。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而缺乏审核可能导致顺周期投资，使经济更易出现大起大落。这方面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三九集团。由于医药、汽车、食品等八大产业盲目扩张，该集团银行欠款已经从2003年底的98亿元增至2005年的约107亿元。

    从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出发，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府？当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聚敛超量的社会财富，它是否会累积同样深不可测的风险，甚至使国家“三九化”？

    倘若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就不难发现，藏富于民或还富于民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于政治层面，即财富的分散效应将大大降低政府在财富与权力高位中的运行风险。事实上，“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追逐的目标。遗憾的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再度急剧膨胀，并在2007年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