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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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一本叫的书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北京媒体朋友的邀约,我也写了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实话实说,对这种以“中国”口吻说大话的书我了无批评的兴趣。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民众说说自己具体的不高兴,而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不高兴。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它不具有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所以我写了《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这篇评论,相信许多读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年已经收获了哪些成长以及有着怎样的历史大脉络,我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分析,不想赘述。对于我这样一个日日享受思维之乐的人而言,重复自己的观点去说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况,你心如明镜,知道人家也许只是在做一单民族主义的生意而已。
早在几年前,我在思想国网站提过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单位?众所周知,在过去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体制与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儿什么事,也难免被人问及“你是什么单位”。既然大家总被问到“你是什么单位”,为什么不干脆多花点儿时间好好回答呢?
网上答案异彩纷呈,包括“思考单位”“权利单位”“赚钱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等。当说,这个问题本无所谓标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以上回答均限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则是“人是时间单位”。
事实上,这些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甚至让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后,谁计算时间”?是钟表?是日月星辰?还是对时间感觉各异的人?若都不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那死后的世界他将如何丈量?在此,暂且搁置这个近乎无解的问题,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负责陈述自己对“人是时间单位”的理解。
为什么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年)?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这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曾经生活过的72年光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更不是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君不见,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且值得后世怀念者,其所创造的价值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划种族意义”或者“划单位意义”。
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人首先应该爱的是时间,其次才可能是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