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泰波尔已在对着听筒讲话，一只手拿着凯瑟勒的纸条。电话的另一头是日内瓦州首席议员。

    “我告诉你，那地址是假的！那是一所没人住的旧房子，根本不通电话。我得承认，谍报小组很成功地打入了你们的电话机构。好了，给我找到正确的地址。”

    金发男人留神听了一会儿，接着怒吼起来：“你这个笨蛋，我没法拨那个号码。服务员发过誓，除了赫克洛夫特，那号码她谁也不告诉。不管我怎么说，她都会警觉起来。行了，给我找到那个地址。哪怕动用联邦会议主席来办这件事也无妨。希望你在一小时之内给我回电话。”

    他放下听筒，又看起凯瑟勒的纸条来。

    埃瑞克去迎接赫克洛夫特了。现在他们肯定已经到达精益旅店，用弗莱斯卡的名字登记住下了。他满可以拨个电话问一下，但一打电话就会把事情复杂化。得把这个美国人逼得发疯才行。他那位从伦敦来的朋友被杀了，他的母亲又找不到，很可能他也听到了贺尔汀死在纳沙泰尔的消息。赫克洛夫特就会垮掉的，他也许要提出会面了。

    约安现在还不想和他会面。现在刚过凌晨三点，那位母亲还没有找到。他必须找到她，干掉她。

    距离在银行举行会议还有六个小时。在任何时候——在人群中，在被阻塞的出租汽车里，在楼梯上或者某个角落——她都可能遇到她的儿子，喊叫着发出警告：这是背叛！停止！放弃日内瓦行动！

    这样的事不能发生！决不能让她开口说话，她儿子安排的事一定要进行到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她得在今夜死掉。一切风险都随着她的死一笔匀销了。然后，另一个人的死亡也会迅速地、悄悄地接踵而至。海因列希·克罗森的儿子那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但是，首先得干掉他的母亲。而且就在拂晓以前。令人气恼的是她就在那儿，就在一部电话机旁，而这部电话的地址就藏在当局的某一本档案里面！

    金发男人坐下来，从缝在衣服里的刀鞘里抽出一把两刃尖刀。他要把刀洗一洗，红胡子驾驶员的血把它染得一塌糊涂。

    诺勒打开行李架上的小提箱，看了看里面乱糟糟的衣服。接着，他的眼睛浏览了一下四面棉纸贴面的雪白墙壁，法国式的房门和天花板上过分装饰的小吊灯。旅馆的房间起初看上去全都一个样儿。他想起了柏林的旅馆，那种因其脏乱而与众不同的房间倒让他有几分喜欢。在这种境况下他还能想起这些，真让人有点吃惊。他在这个让人不得安宁的新领城里安定了下来，而他的才能却丝毫没受到影响。他无法肯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这是事实。

    埃瑞克在打电话，想找到协和旅馆里的冯·泰波尔。

    约安究竟在哪儿？现在是凌晨三点三十分。

    凯瑟勒放下听筒，转身对诺勒说：“他留下个口信，说我们不必着急。他在首席议员那里。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你妈妈。”

    “那么，没有她的电话吗？”

    “没有。”

    “莫名其妙。那个服务员还在吗？”

    “在。你给了相当于她两周工资的钱呢。起码她要守候通宵的。”凯瑟勒的表情变得忧郁了。“你明白，很可能她只是耽搁住了。比如失去联系，大雾封锁机场，过边界出点麻烦等等。”

    “什么都可能，可还是让人莫名其妙。她一定会通知我的。”

    “也许她现在被扣住了。”

    “这我也想过，这样最好了。她是在执假护照旅行。但愿她被捕，在地下室里关上几天。也没有贺尔汀的电话吗？”

    “根本没有。”德国人回答说，突然他的目光盯住了诺勒。

    赫克洛夫特伸了个懒腰，手里拿着刮脸刀具。“这样一无所知地干等着简直使我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