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奇怪，”赫克洛夫特说。“尽管我难以想象他曾多次被提起过。您在那儿听人说起他的？”

    “不记得了，大概是战后吧？”

    “从您母亲那里？”

    “我想不是的，她四五年七月就去世了，在那以前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里。从谁那里呢……记不起来了。”

    “父母去世后您住在什么地方？”

    “我和弟弟到舅舅家去了。我们很幸运，他完了，又从来没为纳粹做过什么事，很受当局照顾。你接下去讲吧。”

    诺勃接着讲下去。他讲述了日内瓦大银行提出的提取款项的权限条件。这使他想起了柯立清·博门特的驳回。他告诉了凯瑟勒，冯·泰波尔莫名其拉地移居到里约热内卢，贺尔汀的出世，她们母亲的故事以及最后从巴西逃出来的经过。

    “他们改姓丹尼森，现任在英国已经五年了。约安·冯·泰波尔现名约安·丹尼森，是《卫报》记者。柯立清和一个叫博门特的人结婚了。贺尔汀几个月前到巴黎去了。我没有见到她们的兄弟，可我……和贺尔汀交了朋友。她是个卓越的女子。”

    “那么她就是昨晚和您在一起的‘另一个人’吗？”

    “嗯，”赫克洛夫特答道，“我想告诉你关于她的一切，她的过去及现在。她与同她命运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幕戏的一部分。”

    “我大概听明白了，”凯强勒说：“Die Ver eKjnder。”

    “什么？”

    “这是德语里一句诅咒话，意思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孩子。”

    “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孩子，”诺勒说，“她也用了这个词。”

    “这是他们自己这么叫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现在他们也不算年轻了——逃出了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能与纳粹德国的耻辱同流合污。他们拒绝接受德国的一切，寻求新的身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颇有些象那些为反对对越政策而离乡到加拿大和瑞典去定居的一伙伙美国青年。这些人虽然受到了同化，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真正的根。他们仍旧是德国人，仍旧是美国人。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从他们否定的过去中吸取力量。耻辱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负担。您明白吗？”

    “不大明白，”赫克洛夫特说，“我就不那样。我决不承担不是自己造成的耻辱。”

    凯瑟勒望着诺勒的眼睛。“我认为你或许已经承受了。虽然您说您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是可怕的事还是发生在您身上了。”

    赫克洛夫特仔细斟酌着教授的话。“他的话虽有几分道理，可我和他们的情况毕竟不同啊。我并没有抛弃任何东西，而且我自以为是做了选择后才干的。”

    “你虽不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之一，难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人之一？”

    “无论如何我比他们还优越吧。”

    教授点点头，“还有一个词表达了这种优越感，叫做‘太阳的儿女’。”

    “太阳的儿女？”诺勒皱了皱眉。“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从前学过，但是很不喜欢的一门课里的词。大概是人类学里的吧。”

    “或者是哲学词汇，”凯瑟勒提醒道，“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托马斯·杰·佩里发展的一个哲学概念。在他之前这是瑞典的拜口芬和他在慕尼黑的门徒们的理论。这理论是太阳的儿女——即50nnen K5ndef——永远和我们同在。他们是主沉浮者，我们之中的佼佼者，世纪的主宰……天赋特权者。”

    赫克洛夫特点点头。“知道了，他们反倒被自己的特权害了，成为被剥夺一切的人或是其它什么别的。我管他们叫乱伦之徒。”

    “这不过是理论而已，我们又扯远了。您是很容易谈得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