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非凡的人物在恶魔希特勒发动的劫掠中起草了这个文件，唯一符合道义的解答将在执行这个文件的过程中找到。曼弗拉德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有罪就要赎罪。”这是海因列希·克罗森所奉行的信条。这是个正义的信条。狼穴的人们在被引入罪恶的歧途后醒悟过来了。

    诺勒倒了一杯酒，在床沿坐下，眼睛凝视着电话机旁旅客留言簿上桑姆·布诺凡托拉留下的两个电话号码。这是他与海军中校和港口警察局的联系地点。但是诺勒还下不了决心打电话。他已经开始搜寻了，已经在为寻找冯·泰波尔一家迈出了第一步。这可不是简单的一步，简直是巨人的一跃，是空中的四千英里。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能不能做成功呢？这就象在原始森林中开辟一条通路一样无从下手。

    诺勒感到眼皮发沉，睡意袭来。如果能睡着觉，这倒值得庆幸。他放下茶杯，踢掉鞋，合衣躺在床上。他两眼盯着天花板，感到一阵阵的孤独，尽管他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可他还是觉得从三十年前开始，那个在弥留之际倍受折磨的人就一直在呼唤着他。入睡前，那个人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

    诺勒随译员走进一问灯光昏暗、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他们交涉得很简单，诺勒要查阅一下关于原籍德国的冯·泰波尔一家的具体情况。一位带着一儿一女的母亲在1945年6月15日前后移居巴西，几个月后，大概在里约热内卢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档案应提供一些情况，用这种简明的核对时间方法查找——提前或缩后两个星期，即使用了假名，也一定能在这段时间里查到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来到这个国家的记载。也许会在档案中找到一个或几个名字，如果这样的孕妇不止一个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查清她是不是所要寻找的威廉·冯·泰波尔的妻子。

    这属于非官方调查，不带任何恶意，更不是为三十年前的罪行寻找报复的根据。相反，这是仁慈的义举。

    诺勒意识到会有人对他的举动追根寻源的。他还记得在纽约领事馆所得到的体会中有这样一句话：‘把谎言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对！就说冯·泰波尔家在美国有亲戚。他们家二、三十年代有人移居美国，现在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了，但是有一笔很可观的钱和他们有关。那么，移民局的官员肯定会帮助他们找到财产继承人。如果移民局能够帮忙，冯·泰波尔一家肯定会感激他们的帮助……而后，他这个中介入也会使他们相互明白他们之间的合作。

    档案册搬出来了。他翻看了许多年代久远的照片和字迹已褪色并且弄得很脏的材料。显然，其中许多是在伯尔尼、苏黎世和里斯本买来的伪造证件和护照。

    不过，他没有找到冯·泰波尔家的材料，也没有任何材料记载着一个孕妇在1945年6、7月间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里约热内卢。至少可以说材料中没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威廉·冯·泰波尔妻子的情况相似。怀孕妇女的记载是有的，甚至有带孩子孕妇的材料。可没有哪个象是与泰波尔先生有关。据曼弗拉第讲，长女柯立清当时十二、三岁，长子约安十岁。可材料中记载的在那几周内进入巴西境内的妇女，不是有丈夫陪同，就是有伪称丈夫的人陪伴。况且有孩子的孕妇里没有一个的孩子超过七岁。

    这不仅异乎寻常地不可能，简直绝对不可能。诺勒凝视着材料上已经褪了色的钢笔字迹。这些由移民署官员三十多年前匆忙记下的字常常模糊得难以辨认。

    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建筑师的视觉被搅乱了。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研究一张尚未完成的充满微小改动的蓝图。为了不影响基本设计图案，那些细线条都被小心具翼地精心改过。

    是的，都被擦过或者改过了。先用化学方法去掉，再精心填上。麻烦的正是这些。细看那些出生日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