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已经死了，空余一座荒冢在巴西，则又如何？他们是五年前从里约热内卢失踪的。他究竟凭什么线索能找到他们？如果他最终找不到他们，那么狼穴的幸存者们，会不会因此而对他进行惩罚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害怕。

    他边想边走，到了第七十三号街和三号大马路的交叉口，他安慰自己说，光是害怕没有用，得想些办法来对付这个局面。

    于是他想：他可以拿着日内瓦的文书去向政府当局报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而且把有关彼得·鲍德温、恩斯特·曼弗拉第以及守门人杰克等三人的丧命情况，统统向当局说明。他还可以把三十年前克罗森如何从纳粹德国的税收和国库中，聚敛这笔巨款的情况，一一揭露出来；这样来赢取世界上成千上万人对他的感激和同情，使他们愿意奋起保卫他的生命安全。

    这个办法是最稳妥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和克罗森这项善举的意义相比，他个人安全与否，稳妥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现在不应该先考虑他自己的安全问题。应该想到那个在三十年前就受自己良心谴责的人的痛苦。那个人应该成为他眼前一切行动的推动力。

    于是，他招呼了一辆出租小汽车。这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其实，这个念头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模模糊糊地出现过，只不过他始终没有加以正视罢了。这个念头就是：他之所以要把自己从精心修筑的花园中撵出来，放逐到一个陌生的森林中去，那纯粹是为了“代人受过”。

    他是把别人犯下的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他是代海因列希·克罗森受过。

    因为“有罪就该赎罪！”

    他坐进汽车，对司机说：“到六百三十五号街。”

    这是巴西驻纽约的领事馆的地址。

    他下决心开始寻找泰波尔的后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