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11点左右，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詹妮丝。我差点写成了次日上午，但事实上就是同一天。毫无疑问，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当时我讲的和我现在写的差不多，讲到威廉·沃顿不明不白死在床上，身中珀西手枪里打出的六发铅弹。

    不对，实际上我最后说到的是珀西嘴里飞出来的那些东西，飞虫或这类的什么东西。那真是很难讲清楚的事情，即使听者是自己的妻子。但我还是讲了。

    在我讲述的时候，她给我端来了半杯黑咖啡，因为刚开始讲述时，我的手抖得十分厉害，要是端整杯咖啡就准得泼在地上。喝完这半杯咖啡后，颤抖稍微好了些，我甚至觉得可以吃点东西了，也许吃个鸡蛋，或是喝碗汤什么的。

    “真正救了我们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说谎，谁都不用说谎。”

    “最多留几件事情不说罢了，”她点点头说道，“大部分是小事，比如你们把死刑犯弄出监狱，他救了个濒临死亡的女士，那囚犯把珀西弄疯了，因为……什么？……强迫他吞下了脑瘤脓水？”

    “我也不知道，詹妮丝，”我说，“我只知道，你如果一直这样说下去，到头来你自己得吞下这玩意，或拿它来喂狗。”

    “对不起。不过我说得没错，是吗？”

    “是啊，”我说，“除了一点：我们没给人逮到干了这件事……”什么事？不能说潜逃，临时休假也不对。“……这趟差事。就算珀西真回来了，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算他回来，”她应和着，“又有多大可能？”

    我摇摇头，意思是我也不知道。不过其实我知道，我觉得他不可能再回来了，1932年内不可能，1942年不可能，1952年也不可能。这一点上，我想对了。珀西·韦特莫尔在荆棘岭呆到1944年，后来一场大火把那地方夷为平地，17人死于火灾，但珀西不在其中。当时他依然终日沉默无语，我了解到，描述这种病症的词是“紧张性精神病”。大火烧到他那侧病房前，他被一位看护拉了出去。接着他又进了另一家疗养院，我记不得名字了，但我想这已经无关紧要。他死于1965年。据我所知，他最后一次说话，就是让我们帮他在下班时打卡……除非我们想解释他为什么提早下班。

    讽刺的是，我们永远不需要解释任何事情了。珀西脑子出了问题，并枪杀了沃顿。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就此而言，句句确凿。当安德森问布鲁托尔关于珀西在开枪之前的状况时，布鲁托尔用一个词作答：“很沉默。”

    当时我拼命忍着，差点没放声大笑起来。因为这句话也是千真万确，那晚大半的值班时间里，珀西确实十分沉默，因为他嘴上缠满了胶带，最多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柯蒂斯把珀西一直留到8点钟。珀西就像烟杂店门口放着的印第安人木雕像似的一言不发，但神色要诡异得多。后来，哈尔·穆尔斯到了，他脸色严峻，果断有力，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柯蒂斯·安德森顺势就把处理权交了过去，自己则松了口气，声音虽小，我们差不多都能听得到。

    哈尔不再是那个老迈、惶惑、饱受惊恐的人了，只见监狱长大步走到珀西面前，两只大手抓住珀西一阵猛摇。

    “小子！”他冲着珀西毫无表情的脸喊着，我觉得那张脸已开始像蜡一样地软化了。“小子！告诉我出什么事啦！”

    当然，珀西那里没有丝毫反应。安德森想把监狱长拉到一旁，讨论一下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肯定是件纠结复杂的麻烦事，但穆尔斯把他一推，至少暂时把他撂在一旁，反而把我拉着走上了绿里。约翰·柯菲正脸朝墙壁躺在床上，两条腿像往常一样，在床外伸得老长老长。他看上去睡着了，也许真睡着了，但他的表面现象并不总是真实情况，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