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过我饿了。”

    “一两分钟就能做个又热又新鲜的，”他说着伸手去拿面包。

    “别，别，冷的就行，”我说道。他递给我两片面包（它们看上去有点神秘兮兮的，事实上，两片都有点怪异），我匆匆出了门，觉得又回到了孩提时代，用蜡纸包上涂了果酱叠在一起的面包，往胸口衬衫里一塞，就逃课钓鱼去了。

    走到厨房外面，我迅速回头看看多兰是否在周围，没发现什么可紧张的情况，便赶紧穿过槌球场和高尔夫练习场，边走边啃着手里的面包片。

    走进树林荫蔽时，我稍稍放慢脚步，走上了那条小径，思绪突然转到了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那天上午我和哈尔·穆尔斯说过话，他告诉我，梅琳达的脑瘤使她间歇性地骂人说脏话……后来我妻子把这称为抽动障碍症（这只是尝试性的说法，她也不确定是否是同一回事）。听着他颤抖的声音，再加上约翰·柯菲治好了我的尿路感染，救活了德拉克罗瓦那只被踩断了脊梁的宠物鼠，我终于被推过了那条分界线，即仅仅考虑一件事和真正去做那件事的界限，还有别的原因，与约翰·柯菲的手有关，与我的鞋有关。

    于是我就叫来了我的同事，我多年来以生命相托的那儿个：狄恩·斯坦顿、哈里·特韦立格、布鲁特斯·豪厄尔。他们在德拉克罗瓦死刑后的第二天到我家来吃午饭，还至少倾听了我的计划。当然，他们都知道约翰·柯菲救活了那只老鼠，布鲁托尔还亲眼目睹了。因此，当我提出如果我们把约翰·柯菲带去见梅琳达·穆尔斯的话，可能又会有奇迹发生时，他们并没有立刻大笑起来。狄恩·斯坦顿提出了最让人烦心的问题：如果约翰·柯菲在路上逃掉了怎么办？

    “如果他杀了人怎么办？”狄恩问道，“我可不愿意丢工作，也不愿意去蹲班房。我有老婆有孩子，都靠我给他们带面包去呢。可我觉得，我不愿意发生那些事，我更不愿意再有一个女孩子死去，这让我良心不安。”

    大伙都默不作声，人人都看着我，等着瞧我如何作出反应。我知道，如果我把嘴边的话全说出来，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已经到了义无反顾的地步。

    只是，至少对我来说，回头路已然不可能走了。我开口说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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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Gone he i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