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周，监狱长的妻子梅琳达·穆尔斯从印迪亚诺拉回到家中。医生对她尽了全力，给她头部肿瘤拍了当时还是有趣新发明的X光片，并确证了一直不断困扰她的双手无力、麻痹、疼痛的原因。此外，他们也没辙了。他们交给她丈夫一堆含有吗啡的药片，让梅琳达回家等死。哈尔·穆尔斯已积下了一些假日，但不多。在那些日子里是开不出很多假条的，不过他对妻子已经尽心尽力了。

    她回家后大概第三天，我妻子和我去探望。我事先打了电话，哈尔同意了，说这样做很不错，梅琳达会很高兴见到我们，那一天会过得开心的。

    “我讨厌打这样的电话，”我边开车前往穆尔斯夫妇婚后常住的小屋，边这样对詹妮丝说道。

    “谁都不愿意，亲爱的，”她回答着，拍拍我的手，“我们得忍受，她也得忍。”

    “希望如此。”

    我们在客厅里见到了梅琳达，她坐在斜射进屋的阳光中，十月的太阳热得有些不合时宜。我最初的震惊是，她像是掉了90磅重量。当然，这不会是真的，如果真掉那么多的话，她就根本不可能还在这里，这不过是我大脑对视觉感受作出的第一反应罢了。她的脸庞瘦削，颧骨几乎要突出来，皮肤白得像纸，眼睛下面尽是黑眼圈。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坐在摇椅里，没有满膝盖的缝纫活，没有毛毯碎料或旧布头等着编织成小毯。她只是坐在那里，像坐在火车站里等车的旅客。

    “梅琳达，”我妻子亲切地喊着她。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震惊吧，也许更甚，不过她很会掩藏，有些女人就有这个本事。她朝梅琳达走过去，在监狱长妻子坐着的摇椅边单膝跪地，拉起她一只手。正当詹妮丝这么做的时候，我恰好看见了壁炉旁那块蓝色的炉前地毯，顿时想到，这完全可能是破旧地毡上的一块，因为这个房间简直就是另一条绿里。

    “我给你带了点茶叶过来，”詹恩说，“这个品种我自己也喝的，很有助于睡眠，我放在厨房里了。”

    “太感谢你了，亲爱的，”梅琳达说着，她的声音苍老而沙哑。

    “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我妻子问。

    “好些了，”梅琳达用沙哑刺耳的声音答道，“虽然没好到可以去跳谷仓舞，不过至少今天没觉得疼。他们给了我一些治头疼的药片，有时候还真管用。”

    “这很不错，是吧？”

    “不过我还是握不了东西，出毛病了……我的手。”她抬起一只手，看着它，好像以前从没看过似的，然后把手放回膝盖。“出毛病了……我全身都出了毛病。”她开始无声地哭了起来，这让我想起约翰·柯菲，脑子里又有了那种反复的声音，那是他在对我说：我治好了你，不是吗？我治好了你，不是吗？这声音就像旋律似的摆脱不了。

    哈尔进来了，给我来了个半路打岔，如果我说我很乐意被他半路打岔，你可不要不相信。我们走进厨房，他给我倒了半小杯白色威士忌，这是从乡下人酒窖里新鲜出窖的烈酒。我们碰碰杯，喝了下去。那烈酒像煤焦油似地滑下去，可到了胃里，那感觉就像到了天堂。当穆尔斯向我倾着有金属盖的玻璃瓶，默默地示意我要不要再来点时，我摇摇头，摆手谢绝了。不管怎么说，野小子比利·沃顿这会儿正在发飙呢，醉醺醺地走近他可不安全，哪怕我们之间隔着铁栏。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保罗，”他低声说，“每天上午会有个姑娘来帮我照顾她，可医生说她会大小便失禁的，这样……这样的话……”他停住了，喉咙哽咽着，想尽力不在我面前又哭出来。

    “尽力而为吧，”我说着把手伸过桌子，紧紧握了握他那颤抖而色斑点点的手。“过一天是一天，其他的就由上帝决定了。你已经尽力了，不是吗？”

    “我觉得也是，可这让人难受，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