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想问，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当然可以，请——”她说，随即莞尔一笑，“不过这种说法不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刑警么？”

    我笑了，摄影师也笑了。

    “您以前接触到的作品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呢？”我问。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看着我的脸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冲击力’一词的含义，也就是说要看‘冲击力’指的什么，是指艺术感染力呢，还是指质朴的震撼力、爆发力？”

    “我想没有必要是艺术感染力，”我说，“我指的是皮肤性、生理性的冲击。”

    “没有皮肤性冲击，我们的职业就无以成立。”她边笑边说，“那种东西横躺竖卧，任凭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说是艺术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湿嘴唇，“问题是，”她继续道，“任何人都不诚心寻求感染力。不这样认为？你也摘创作，不这样觉得？”

    “或许。”我说。

    “艺术感染力的一个不便之处，就在于无法用语言把它恰当表达出来，”她接着说，“即使表达出来，也彻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像谈恐龙似的。所以大家都寻求更为单纯、简便的东西，寻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电视遥控器那样能咔嚓咔嚓变换频道的东西。皮肤性冲击、感性……怎么称呼都无所谓。”

    她往两个空杯里倒了葡萄酒，又点上一支烟。

    “话说得够绕弯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说。

    空调器微弱的震颤、加湿机的排气声和圣诞节颂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构成了奇妙而单调的节奏。

    “如果是既谈不上艺术感染力也不属于皮肤性冲击那样的东西也无妨的话，我想我是可以讲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画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关于一幅画的故事——讲这个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说。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说，“本来我是为当画家去美国东部一所美术大学留学的，但为了毕业后能留在纽约养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才华已不抱希望也未尝不可——我做起了类似画品收购商那样的生意。就是在纽约年轻画家和无名画家的画室转来转去，看到大约素质不错的作品就买下来寄给东京的画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东京画商从中挑出合意的，我在当地买下。后来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决定买什么，直接买下。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画家群体有了关系，或者说有了可靠的信息网，所以，例如某某搞什么特殊名堂啦某某手头拮据啦之类的消息全都能传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时的事可知道？”

    “是大学生了。”我说。

    “那么是知道的。”她一个人点点头，“那里无所不有，真的无所不有，从最高档的到最低档的，从顶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那一时期的格林威治村简直是座宝山。只要眼力够用，绝对可以碰上别的时期别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一流画家和崭新的力作。事实上当时我寄给东京的好多作品现在都已价值不菲，假如为自己留下其中几幅的话，如今我也该是有几个钱的人了。可当时真的没钱……遗憾呐！”她手心朝上地展开放在膝部的双手，很好看地笑笑。“不过只有一幅，的确只有一幅画我破例为自己买了下来。画的名字叫‘出租车上的男人’。遗憾的是这幅画艺术上并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蕴含着才华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名的流亡画家，早已经在无名中销声匿迹了，当然谈不上卖高价……嗯，您不觉得奇怪？为别人选的都是值钱画，为自己选的却分文不值，而且只一幅。肯定这样想吧？”

    我适当地应答一下，等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