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用笔名为一家不大的美术刊物写一种类似“画廊探访”的文章。虽说是“画廊探访”，但由于绘画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也写不出专业性报道，所以我的活计只不过是以轻松的笔调概括一下画廊的气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罢了。作为我也并非干得怎么起劲，开头纯粹出于偶然的机会，但结果上却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计。那时我自己刚开始写小说不久，觉得将各色人等的谈话整理成文对于创作也是大有好处的。我尽可能仔细体察世人在想什么并如何将其诉诸语言，而后适当剪裁，再用来拼凑属于自己的文章。

    这系列报道持续了一年。杂志是双月刊，共写了六篇。我让编辑部（其实只有一个编辑）介绍几家大约有些意思的画廊，然后开动双腿前去勘察，选出一家写成报道。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纸写十五页左右，但我这个人总的说来怕见生人又反应迟钝，所以起初颇不顺利，根本不知道该向对方如何发问如何归纳整理。

    尽管这样，在反复摸索反复出些小错的过程中，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个诀窍（大约是诀窍），那就是采访时应该努力去捕捉采访对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种崇高、某种敏锐、某种温情。世上每一个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点——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个光点，发问自然水到渠成，报道也就栩栩如生了。关键需要理解和爱心，即使对方的话再陈词滥调不过。

    自那以来我进行了很多很多次采访，直到最后也没使我产生半点爱心的只有一次。那是为给一家周刊写“大学探访记”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学采访的时候。在那大学转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所嗅到的气味只有权威、腐败和虚伪。包括校长和系主任在内采访了十来名教员，只有一名说话还算地道，而这名副教授两天前刚打了退职报告。

    但这已经过去了，还是回到平和的画廊上来吧。我所采访的画廊几乎全是同权威不沾边的小街上的画廊。我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高个子摄影师搭伴前往，我听画廊主人说话，他在房间里拍照。

    采访快结束时，我总要向主人提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以前您所看到的画作中最有冲击力的是什么。作为采访提问算不得够档次，如同问小说家过去读过的小说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问要点实在过于笼统。答话可想而知，不是说看得太多了记不清楚，就是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旧套话。然而每次我还是重复这一问话。一方面是因为对以美术为职业的人如此提问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觉得可能碰巧听到什么奇闻逸事。

    给我讲标题为“出租车上的男人”那幅画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绝对称不上美人，但长相娴静高雅，能使人心里顿时充满温馨。她穿一件有长飘带的白衬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脚上一双流线型黑高跟鞋。她的脚天生有毛病，每次穿过木地板，空旷的室内都会打楔子般地响起不协调的足音。

    她在青山一座商厦的一楼经营一间以版画为主的画廊。当时墙上挂的版画即使在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都很难认为是精品，但我觉得她人格中蕴含着一种类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环绕她的种种事物生发出超过实际情况的耀眼光彩。

    采访大致结束时，她收起咖啡杯，从餐橱里拿出红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给我和摄影师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纤细，水灵灵的。里面房间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双带风衣和开司米围巾挂在一起。工作台上搁着鸭形玻璃镇纸和金黄色小剪刀。时值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着圣诞节颂歌。

    她起身穿过房间，从哪里拿了一盒香烟来，抽出一支用细长的金色打火机点燃，唇间吐出细细的烟缕。只要足音不响，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自然。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