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故辞了；差不多同时，和大学时代就开始相处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肠癌去世，我拎着一个小旅行箱返回阔别五年的这个小镇参加葬礼。家里边我住过的房间还原样剩在那里——书架上摆着我看过的书，有我睡过的床，有我用过的桌子，我听过的旧唱片也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干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气，惟独时间近乎完美地沉淀了下来。

    原定祖母的葬礼过后休息三天就返回东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没门路，打算试一试再说，另外还打算搬个家改变一下心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懒得动身了。说得准确些，就算我想动也已经动不得了。我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听旧唱片、重读往日读过的书，有时拔拔院子里的草。谁也不见，除了家人跟谁也不说话。

    如此时间里，一天姨母来了，说表弟这回要去一家新医院，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并说本来应该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紧事要办。医院就在我就读过的高中附近，地点清楚，又闲着，没有理由拒绝。姨母还递过一个装钱的信封，叫两人用来吃饭。

    表弟所以转去新医院，是因为原先去的医院几乎没有什么医疗效果。不仅如此，耳聋周期还比以前缩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医生几句，结果对方说病因恐怕不在于外科，而在于你们家的家庭环境，于是吵了起来。当然说心里话，谁也没指望换一家医院表弟的听觉障碍就会马上消除。看样子，周围人对他的耳朵已基本不抱希望，尽管没说出口。

    我和表弟虽然家离得近，但由于年龄相差不止十岁，所以没有什么密切交往，不外乎亲戚相聚时把他领去哪里或一起玩玩那个程度。尽管这样，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还是把我和这个表弟看成“一对”。就是说，大家认为表弟特别亲近我，而我也特别疼爱他。对此我很长时间里不明所以，但此时看见他这么歪起脖子把左耳一动不动对着我的样子，我奇异地为之心动了。他那不无稚拙的一举一动就像很久以前听到的雨声一样让我感到分外亲切，于是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亲戚们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原故。

    车开过七八个站，表弟再次以不安的眼神往上看我的脸。

    “还往前？”

    “还往前。大医院，不可能看漏。”

    车窗吹进的风静静拂动着老人们的帽檐和脖子上的围巾，我似看非看地看着。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到底想去什么地方呢？

    “嗳，你要在我父亲的公司做工？”表弟问。

    我吃惊地看着表弟的脸。表弟的父亲即我的姨夫在神户开一家很大的印刷厂，但我从没考虑过那种可能性，别人也没暗示过。

    “没听说啊。”我说，“怎么？”

    表弟脸红了。“只是忽然觉得。”他说，“不过那不蛮好么？可以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欢喜。”

    录音带报出站名，但按停车钮的人一个也没有。车站上也没见有人等车。

    “可我有事必须回东京的。”我说。

    表弟默然点头。

    必须回东京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但是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

    公共汽车爬上斜坡，房舍随之变得稀疏，郁郁葱葱的树枝开始把浓重的阴影投向路面，洋人那围墙低矮的涂漆住宅也闪入眼帘。风带有丝丝凉意。每当汽车拐弯，海都在眼下时隐时现。一路上我和表弟便以眼睛追逐这样的风景。

    表弟说诊疗要花不少时间，且一个人就行了，叫我在哪里等着。我对那位医生寒暄一番，便离开诊疗室走去餐厅。早上几乎什么也没吃，肚子已经饿了，可是食谱上的东西哪一样也引不起我的食欲，结果只要了杯咖啡。

    因为是个普通日子的上午，餐厅里除了我只有一家人家的成员。四十五六岁光景的父亲身穿深蓝色条纹睡衣，脚上一双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