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公共汽车的车型已经是新式的了，驾驶席的窗玻璃挺大，俨然拧掉翅膀的大型轰炸机。车内比预想的拥挤，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没有，但也没有足以让我们两个并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没坐，而是站在最后面车门那里。反正路不太远。只是，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时间段何以有这么多人坐公共汽车。车是循环线，从私营地铁站始发，绕山脚住宅区转一圈，又回到同一车站。沿线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名胜和设施。学校倒是有几所，上学时间自是相当挤，而午休时间车上本该空荡荡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环一手扶立柱。汽车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刚出厂就运来这里的，金属部位一尘不染，简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脸来。座罩的绒毛也挺挺实实的，连每颗螺丝钉都漾出新机械特有的得意和乐天意味。

    车的换新和乘客人数比预想的多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或者沿线环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摇身一变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环顾车厢，之后观望窗外景致，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静的郊外住宅区风光。

    “坐这车行吗？”表弟不安地问我，大概是见我上车后脸上一直显出困惑的缘故。

    “放心，”我半是说给自己听，“不会错的，来这里此外没别的车。”

    “过去可坐这公共汽车上高中来着？”

    “是的。”

    “喜欢学校？”

    “不大喜欢。”我实话实说，“不过去那里能见到同学，所以上学倒不怎么难受。”

    表弟就我的话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现在还见？”

    “哪里，好久没见了。”我斟酌着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离得太远。”这自然是实情，不过此外也没办法解释。

    我旁边坐着一伙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车挤其实是这伙老人造成的。老人们都晒得相当可以，连脖颈后都晒得那么均匀，而且都瘦，无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衬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个人都把休闲登山用的小背囊样的东西放在膝头，长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把放着同一项目样品的抽屉抽出一个直接端到了这里。不过也真是奇怪，这条线路上根本没有登山路线，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环想来想去，但想不出合适答案。

    “这次治疗会痛么？”表弟问我。

    “会不会呢？”我说，“具体的还什么都没问。”

    “你以前没找过看耳朵的医生？”

    我摇摇头。回想起来，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找过耳医。

    “过去的治疗相当痛来着？”我询问。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丝苦相，“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痛。有时候多少还是痛的。并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么，这回怕也差不许多。听你母亲说，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没太大区别。”

    “问题是，如果同以前没有区别，那么不是同样治不好么？”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表弟的脸。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说：“医生换了，心情也会跟着换的，甚至顺序的一点点变动都有很大意义。不要轻易灰心丧气。”

    “也不是灰心丧气。”表弟说。

    “可厌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说着，表弟叹了口气，“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象可能到来的疼痛要比实际疼痛讨厌得多、害怕得多。这个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应道。

    那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干了两年的东京一家小广告代理店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