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她使我感到不寻常，让我觉得长大了。她还常对我微笑，告诉我说我是她手下的最佳报童。但上星期一她没有微笑。她像是熬了一通宵，面容苍白。她说很多报童都停了工，没人来顶替他们的工作，使得报社很着急，似乎有可能停业。还说老板叮嘱她去告诉每个停工的报童，如果他们继续送报，报社将额外付给他们每周3美元的报酬。然而我妈妈不让我回答，她替我推辞了。但莎朗似乎没听到似的继续说，《公报》承诺如果遇到下雪天的早晨，就不一定要发送报纸。我爸爸同意这么做，觉得是个好主意，但妈妈一直摇头拒绝。后来莎朗急急忙忙地说，至少给她几天时间去找到可顶我空缺的人手，虽然这很困难，因为我十分可靠。这番话使我心跳加速。请给她一周时间，她说道。如果在下周一前她还找不到别的人手，那么我可以不再送报，她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不过至少得让她有个机会——她的声音听起来干涩哽咽——因为老板说要是找不到能送报的小孩，将炒她鱿鱼。

    她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湿润，就像被外面的大风吹了似的。我一时觉得自己很卑鄙，好像看着她落水却坐视不救。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无法面对她。因为她第一次对我父母的关注胜于对我，目光炯炯看着我爸爸，然后是我妈妈，话语中带着恳求。我妈妈似乎屏住了呼吸，随后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显得十分疲倦的样子。她说必须跟爸爸商量此事，于是他们到厨房里去谈。我竭力不去看莎朗，只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最后他俩出来了，我妈妈终于同意了。她说只有一周时间，直到莎朗找到一个顶替者，没有更多余地。与此同时，如果遇上下雪天，我不会出外去送报纸。当时莎朗几乎要哭了，她不停地说谢谢。她离开后，我妈妈说但愿我们没有犯错误，但我知道我没做错。我明白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我——并非停工本身，而是太突然了，还不知道我的客户们是否收到了报纸，而且还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停工原因和向其告别。我会想念他们的。一个人对某事已习以为常所产生的现象可真有趣啊！第二天早上去送报，我并没有紧张不安，反而更兴高采烈，至少还能干上好几天。这是最后几次在那么早就见到客户们的房子，我尽量记住我所喜爱的事物，将报纸送到那个仍然在吵架的卡里根夫妇家、那个为妻子哭泣的布兰查德家和喝啤酒当早饭的兰先生家。那个星期二，爸爸陪我同往，而且你可见到别家的父母也在陪伴孩子完成送报工作。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们在严寒中那么大清早就出发，他们轻声交谈以及街灯下靴子踩在雪地上传出的回音，是那么清晰刺耳。警方仍在寻找失踪的那几个男孩。但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星期三也太平无事。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一切恢复了原样。这几天早晨都没下雪，爸爸说人们健忘得厉害，因为我们听说有许多停工的报童又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要求替补空缺的岗位。从自己身上我也能感受到，现在已不再提心吊胆，甚至相反。

    我不断挂念着星期一，它随时逼近，也许我可以说服妈妈让我继续送报。

    星期六那天天气晴朗。我爸爸从家用车道上拿来一大捆报纸，他说外面已经不太冷了。我透过厨房窗口望着房子侧面挂着的寒暑表，厨房灯光能够照到那里。表上的红线差不多停在华氏32度。尽管肯定得戴上连指手套，我不再需要滑雪面罩。我们将报纸装进粗布口袋，便走出家门。大清早的空气中带着甜味，由于气温比往常高，我开始冒汗。我们沿着本顿镇走去，过了桑赛特镇，然后爬坡前往吉尔比镇。那是最艰难的一段街道，坡道陡峭而漫长。夏天里我骑着自行车上到山顶，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而在冬天，穿着沉重的长统靴和大衣，我不得不时而停下歇一小会儿，才能继续往上爬。我们如何在这段路程中工作的呢？那就是我爸在街道这一边，我在街道那一边。街灯的照明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