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地）归还国家，这是他另一个社会价值观的线索。

    也就是说，福尔摩斯和拉菲兹絶对不是对立的角色，他们是“相似的”角色；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价值的守护者与实践者（别忘了，拉菲兹后来是在波耳战争中为国捐躯）。只是在同一阶级认同之下，福尔摩斯是“严肃的”社会中坚，而拉菲兹是“淘气的”社会菁英，一个中间偏右，另一个中间偏左，他们的比较关系应该做如是解。

    我唯一看到两个角色的最大差异在于他们对“社交”的不同态度，福尔摩斯是一位相当孤僻的人，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多半建立在情报的搜集分析上（小说一再描写他钜细靡遗地读报纸，并且运用街头小孩打听消息），他不参加宴会、不交朋友（华生医师变成朋友是个意外，不是吗？），更不会没事周末到其他贵族家中聚会打猎（除非是受邀办案），也没看到福尔摩斯除了“打击犯罪”以外从事什么运动（他似乎精于击剑与拳术，但没看过他周末与人练习）。

    相反的，拉菲兹可就是一位“社交动物”，他热爱玩团体运动的板球（有一次一位有钱人因他板球高手的身份待之以礼，他竟然因此“知遇”打消行窃念头）；而每个周末他更几乎都在有钱人家做客，宴席不断，派对不歇，或者就在俱乐部里舆他人闲谈。拉菲兹对于朋友的态度也比福尔摩斯热情得多，福尔摩斯和华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胜过感性的交流；拉菲兹与小兎宝则情绪起伏极大，热情的时候，拉菲兹叫他：“我忠实的小兔子”（My Fait）；冲突的时候，小兎宝对他可以是“带着新的恨意与鄙视”，简直像一对新陷入恋情的情侣。

    推理小说真正对“犯罪”的态度产生根本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等到美国小说家达许·汉密特（Dast，1894-1961）等人的出现，才给了推理小说彻底翻新的哲学与态度；在那个被称为“犯罪小说的美国革命”的创作风潮里，我们才看到对犯罪全然两样的了解，对犯人的人格与动机，对侦探的角色与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诠释与路径。不过，这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也许我们在这里并不宜说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尔摩斯和拉菲兹都在推理小说史里流传了下来，成为两个传统；福尔摩斯成了“大传统”，拉菲兹成了“小传统”。在福尔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条不絶如缕的拉菲兹创作持续在我们的閲读活动中。除了我上面介绍的拉菲兹式的创作外，在赫尔南死于一九二一年后，先有贝利·普隆尼（Barry Perocher）重写拉菲兹短篇。拉菲兹，以一个暗夜之贼的出身，在閲读史上能得这么多读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