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长。

    这个方案十分的流氓，好听一点是“卯吃寅粮”，难听点就是让猪再吃一次自己的蹄膀。消息一公布，银行界和持券人大为愤慨，媒体上的讨伐之声响成一片，公债市场的价格应声大跌。2月中旬，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召开募债会议，孔祥熙拉来杜月笙和另外一个黑帮领袖张啸林与会，两个大流氓往那里大大咧咧地一坐，与会者只好乖乖地举手同意。让孔祥熙高兴的是，这次公债发行再也不需要跟张公权斗争了，几大银行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它们承购了所有的库券。不久后，他又发行3.4亿元的“善后库券”，至此，南京政府的债务高达创记录的18亿元。

    除了发公债，孔部长还不断地印钞票，法币的流通量在1935年11月是4.52亿元，到1937年6月就增多到了14.77亿元，新增货币的一半是没有通货做保证的。

    没有可靠的政府信用做担保的公债市场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市场，不过对于孔祥熙等人来说，这却也是最好的投机市场。在1935年之后，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个人人皆知、没有注册的“三不公司”。

    “三不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经理人”是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宋子良，徐、陈不但是孔的亲信，还是宋蔼龄的“桥牌搭子”，陈同时更是宋子文的大学同班同学。这三人的名字各加一个“不”，就是“不堪、不行、不良”，是为“三不公司”。（坊间也有称为“四不公司”，除了徐、陈、宋三人外再加上孔祥熙，是为“不祥、不堪、不行、不良”。）公司的“总部”设在外滩15号中央银行三楼的陈行办公室，陈负责透露政府信息，徐堪具体电话指挥，宋子良则调拨头寸，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散布各种内幕谣言，操纵公债投机。

    政府历年来发行的公债种类繁多，而且信用抵押薄弱，政策变更随意，于是给投机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三不公司”就利用自己的官府背景和中央银行的资金势力，暗中坐庄，时而哄抬，时而打压，让行情数日一大变，从中渔取暴利。其中，“九六公债”一案就堪称经典。1935年，“三不公司”透过大陆银行储信部、福大号钱庄对外散布传言，宣称“九六公债”即将停止交易，引起散户大恐慌，公债价格跌到每百元仅值6元，创下上海证券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实际上，“三不公司”化成许多户头大量吃进，结果赚到手软。据当年曾参与其事的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和孔祥熙秘书谭光等人回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三不公司”从公债投机中获利超过3000万元。

    从3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政府大员“善于”捞钱的民间传闻就不绝于耳。1934年，大教育家、也是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在他的日记里抄录了该年12月26日上海《江南正报》的一篇文章，内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据当代学者陈明远的换算，1935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2008年人民币60元。《江南正报》属左翼报纸，其数据未必足信，不过严谨的蔡元培将之抄录在日记上，可见事实轮廓大致如此。

    在百年企业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张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大决战。千百年间，自有货币流通以来，中国民间的金融组织就没有被官方控制，特别是明清两代的钱庄、票号十分发达，成为社会自由经济的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