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以协调英华商人的各类事宜为由，提议增设华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华商公议会，虞洽卿等七人为首届华商董事。（工部局：存在于上海租界的一个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的市政机构，1854年，由英、美、法三国租界联合组成，由7人选举产生“工部局”（sive Committee）董事会，中文译成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政厅。它拥有租界的管理权、行政权、对人的管辖权以及征税权。）

    虞某两次调停得逞，与他善于利用“短档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龙鱼杂处，是一处天大的“冒险场”，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当时上海底层，主要有两大帮会势力，一是黄金荣（1867—1953），他是虞洽卿的宁波同乡，此人从光绪18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他自立黄门，招募弟子过千人，操纵上海滩的鸦片、赌博等黑色生意，是名声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1888－1951），他出生于上海浦东，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后入青帮渐成老大，他开赌场、运鸦片，笼络数千门徒，还以豪爽疏财出名，广结名流，连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角梅兰芳都与之甚笃。

    跟黄、杜二人相比，虞洽卿则是一个正经商人。他深谙在乱世之中，“枪杆子里面出真道理”。于是，在倡议成立华商公议会之后，他顺势提出创办“华商体操会”，组成一个自卫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议经他奔走呼吁，竟也得通过。“体操会”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凶险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的势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大龙”。

    虞洽卿与清廷诸多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跟皇亲爱新觉罗·载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笃，他曾为北洋新军采购军装，很是赚了一大票钱，1909年，他透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南洋劝业会”，以提倡实业，此会系官商合办性质，是中国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次年在南京开幕。劝业会分设农业、医药、教育、武备、机械和通航等分馆，还专门为外国物品设了三个参考馆，会期三个月，观摩人数达20万之众，各地机巧商品让国人大开眼界，可谓盛况空前。筹办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端方甚至保荐他出任正三品的劝业道。

    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某比虞小20岁，因为是宁波同乡，所以很是能谈到一起。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

    虞洽卿在1905年前后的种种活动，泄露了两个“线头”：其一，企业家阶层日渐以自觉的姿态，成为新市民社会的主流，在执政机构疲软消极的情形下，他们部分地担负了行政主管的责任；其二，他们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

    在这一阶段，企业家集团的参政意识已经普遍苏醒，甚至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郑观应便认为：“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