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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00年:国变中的商人
在位于宝昌路(现今的淮海中路1517号)的盛家花园促膝对话两昼夜。烛火明灭黯淡月,天公不语对枯棋,其情其景,竟比30年前曾国藩与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为凄切。临别,77岁的李中堂与比他小20岁的盛宣怀,持手相看泪眼,留下六字曰,“和议成,我必死。”

    1901年冬,李鸿章签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赔款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列强共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为8800万两,也就是说,辛丑赔款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银子,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11月7日,李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亡,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去世,大清国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苦风凄雨,大厦已是摇摇欲坠。李鸿章尝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的死敌、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认为李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梁启超因此说,“吾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李氏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僖太后《绝命诗》一首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

    跟恩师曾国藩一样,他倾毕生之才智没有能够拯救这个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和漫天耻辱的帝国。学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史》中对他的基本判断是:“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遥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然而,在其后的将近一个甲子里,他却连续签下《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第一人”,1979年版的《辞海》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李鸿章另有一首《二十自述》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李鸿章逝后,曾有人预言他的“幕中第一红人”盛宣怀肯定是鸿运到头了。没有想到,他仍然是屡当重任。究其原因固然颇多,而最紧要的一条则是,帝国之内实在没有人比他更会办理实业了。1901年12月,他被加赏为太子少保衔,第二年2月,授工部左侍郎,进入中央决策机构。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庚子国变,中央威严尽失。变革力量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后来十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不断起义,激进思潮日渐蔓延。而中国企业成长的主流,也从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转而为由下而上的民间创业热潮。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在义和团事件中,北方大乱,南方却未受影响,而局势动荡,造成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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