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很哀伤而奇异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广州港及长江沿岸，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这时候，官商盛宣怀和士商张謇联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戏”。

    5月间，义和团闹事北京的时候，盛宣怀就觉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悄悄南下，一边打理实务，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对义和团运动，他力主镇压，认为“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他的观点得到洋务派大佬们的认可。当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江浙，袁世凯在山东，也就是说最清醒的官员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来。当老太太悍然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四大总督都知道大祸将至，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矛盾。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进言，终于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张謇搞掂刘坤一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忧心焦思”，力图说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全中国最有信用的人之一。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了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而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其他活跃的人还包括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汤当时是浙江一个学堂的校长，后来与张謇合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企业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则是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后来创办过造纸厂。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庚子国变后，慈禧被吓破了胆，由“极左”而变得“极右”，日后讲出了“倾举国之力，与洋人结欢”、“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等等著名混话。为了跟列强谈判，她又想到了李鸿章，于是急命李复职直隶总督，从广州赴京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奉诏北上，途中路经上海，专门召见刚刚忙完互保事宜的盛宣怀。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