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

    自唐廷枢、徐润被无情赶出招商局之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了。在以后十余年中，洋务官僚为工业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全部税收仅占国民纯收入的2.4％，民间资本的失望，使得洋务派的投资手笔越来越小。

    而胡雪岩破产事件以及同时发生的上海金融危机，则无疑是雪上加霜。

    “红顶商人”以一种无比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式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殒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江南丝商纷纷转向其他生意，与胡雪岩结盟的南浔富豪庞芸皋甚至在死前留下“遗训”，警告后人决不可再碰“白老虎”——“白老虎”者，白丝与白人也。醒醉生《庄谐选录》卷十二云：“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晚清小说家大桥式羽在《胡雪岩外传》的序中更认为：“自君一败，而中国商业社会上响绝音沉者几二十年，正不知受亏几何。”

    因中法战争而诱发的上海金融危机，不仅是胡雪岩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在过去的十年里，上海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繁荣，各种商品交易活跃，地产暴涨。李鸿章创办的最重要的四大洋务实业，除了开平矿务局之外，其余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聚集在此。战事突至，棋局顿乱。到1883年年底，上海58家较为重要的钱庄中，有48家破产，上海存银减少了90％，仅为38万两。香港怡和洋行经理F·B·约翰逊在10月29日的信中称，外国银行已从上海转走200万两以上的款项，“中国人说，害怕同法国开战造成商业停滞……这足以说明企业崩溃的原因。”前两年还如日中天的洋务派企业股票如水泄般崩盘，到1884年初，开平煤矿的股票已从每股200两以上跌到29两，招商局股票则跌到34两，与一年半前相比，平均缩水87％，投资者损失惨重，十年之内不敢重燃信心。

    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企业史上的第一个泡沫经济的破灭。上海的元气许久没有恢复。1885年12月的《北华捷报》上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落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1887年，一个叫李庆云的矿业投资商仍在信函中心有余悸地写道，“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

    自1884年之后的十年间，洋务派再无大的建树。盛宣怀接手招商局后，虽然全力运作，却再没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辉煌，据刘广京在《中英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