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

    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局势紧张，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当时报刊描述景象：“钱庄逼帐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二十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中法战争中的中方主帅正是胡雪岩的恩公左宗棠。1884年8月22日，法国海军与清帝国惟一的现代化海军福建水师在福建马尾决战。美国学者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用十分精简的文字描述了这场战争：“中国与发达的工业力量之间的差别再次昭然于世。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在七分钟内，大多数中国舰只被击中。一小时内，所有的中国舰只都被击沉或起火燃烧，兵工厂和码头被毁。法国战死五人，中国则有521人阵亡，51人失踪。”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创建的福建水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鹭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尔发现。

    在1884年，盛宣怀的夺权与胡雪岩的死亡，是两件很有象征性、且内在关联的事件。

    洋务运动自1870年发起以来，因官库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间资本，经营人才的匡乏也使得职业经理人制度得以尝试，特别是买办阶层的积极参与，让洋务企业呈现出兴盛景象，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等，出现了众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铁路、电报等基础工业设施也得到了启动。可是，在气象初显之后，政治家与企业家阶层发生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冲突，最终，以盛宣怀掌权招商局为标志，坚持国营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说，“1884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他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务派在实业创办上不遗余力，而在制度设计上却毫无作为，这与邻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中国学者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将几乎同时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了一个精辟的对比：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