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第一次提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这一论断很快流传成警世名言，尽管很多人为他的言辞打动，可是，修路一事还是被顽强挡住。有人甚至上奏指责刘、李两人看上去很象是一对“卖国贼”，折曰，“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1881年2月14日，朝廷发上谕，驳回李、刘两人的建议，谕曰：“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

    李鸿章仍然不甘心，他悄悄动工修建了开平煤矿至胥各庄段的运煤铁路，1881年底，这条约十一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更有意思是，铁路修成后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皮，真的成了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

    相比日本，弹丸国土却深知铁路之紧要，早在1870年，为了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囊中羞涩的明治政府不惜对外举债，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这类行径若在骄傲的大清帝国出现，早被唾沫淹死。到1891年，日本全境的铁路已超过3300公里，其中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的两倍多。相比同时，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铁路零落建设，总共才只有360余公里而已，竟只有日本的九分之一。

    从修铁路这一个事项就可以观察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

    在世界经济史上，1870年正是全球化的开始之年。

    上一年，开凿了整整十年、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它迅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航道，自此东、西方航程大大缩短。与绕道非洲好望角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至少缩短5500公里，从地中海各国到印度洋则至少缩短8000公里。航程的缩短，加快了贸易的速度并大大降低了风险。

    也是在1871年，随着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底电缆的敷设完成，中国开始被纳入全球化的信息体系之中。在此前，两地的邮程需6到8周，现在则只需要几个小时了。对于这条电缆，清朝政府曾有“电款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线”的规定，不过，英国、丹麦等公司置若罔闻，先后架通了上海吴淞和厦门等线路。电报及电话技术的应用使得中外市场的期货贸易变成可能，中国市场上的棉花、茶叶等物资加入到了全球贸易的大循环中，上海很快将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外贸和金融中心。

    与航程缩短及电信勾连相比，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全球化事件是，金本位货币体系开始在各国确立。不幸的是，中国却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白银帝国”。

    所谓金本位制，并不是各国使用黄金作为法定通货，而是各国将黄金作为法定通货的储备支持。这一制度的发明者是英帝国。自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它凭借机器技术的先进迅速扩张殖民地，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各经济大国相继在1870年前后实行这一货币制度。法国在1873年进入金本位制时代，美国实际是1879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德国后，于1873年迅速采用金本位制，东方的俄国和日本稍晚进入，前者是在1890年前后，后者则凭借甲午战争的巨额黄金赔偿而搭上了这班时代列车。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计算，到1900年前后，金本位制的确给世界带来了某种形式上的货币统一，金本位制覆盖了世界货币交易的三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