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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1972年:最后的冰期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你低沉、愤怒的声音,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放开我!

    ——芒克,《太阳落了》,1972年

    1972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人、欧洲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北京的邀请,前来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进入中国之前,他的想象是这样的:中国的沙漠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随行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很开心,不过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国工作了一个多月,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的影片就定名为——《中国》。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意外的状况时常出现。

    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在60年代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万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其蜿蜒70公里,宛若一条“人工天河”。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让意大利人惊叹不已,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拒绝拍摄,对他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还是在拍摄红旗渠的那几天,摄制组发现有一群农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着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显然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非常紊乱和肮脏,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卢奇亚诺还回忆了另外一个细节:“当时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当《中国》在西方公映后,安东尼奥尼马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亲华的观众看后,指责他“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则说他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将《中国》被定为反华影片,作者指责说,“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结辑出版《中国人民不可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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