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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1972年:最后的冰期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一直到三十年后的2004年,这部纪录片才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放映。

    尽管结果让人很不愉快,不过,意大利人受到邀请这件事情,还是表明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中。

    就在安东尼奥尼来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党羽相继被捕。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他,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中日关系随之冰解。

    经过了五、六年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会搞政治运动,实在不懂经济,于是,被打倒的技术领导和中央干部们又被召了回来。

    在吉林乡村当木匠的陈祖涛是在路边被“捡”回来的。1971年的11月,他带着村里的大车去城里的一家标准件厂拉废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这才被重新“发现”。几个月后,陈祖涛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忆说,“我不是发誓不再搞汽车工业了吗?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环境呀,我的心又软了,就接着干上了。”

    陈祖涛看到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汽车厂,自文革爆发以后,二汽就被武汉军区接管,这里日日在上演劳民伤财的荒唐剧。

    为了响应“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军管小组提出要发扬“干打垒精神”。(“干打垒”是东北农村地区的一种简易造房技术,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和泥土混合,木模板中夯打结实做成墙体。1959年,大庆油田大会战时,被油田工人用于建造简易住房。“工业学大庆”期间,“干打垒精神”被极端化。)原本用红砖建成的厂房被认为是“资本家的工厂”,于是全部扒掉,换成“干打垒”的墙体,这一建就是60万平方米。这种厂房用材粗糙,质量低下,根本不适合当制造汽车的车间,可是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这种“干打垒”做法还被当成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交流。

    1973年,陈祖涛代表二汽去北京开质量问题座谈会,谈及“干打垒”车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问,“祖涛,你看该怎么办?”陈祖涛脱口而出,“惟一的办法就是推倒重来。”在场的人均大惊失色,陈祖涛心想,我反正是劫后余生,大不了再回去当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后说,“有的可以留作仓库,有的可以推倒重建。”这件事很快被已经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二汽有人把‘干打垒’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厂房,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陈祖涛顿时又大难临头,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没有被上纲上线地批斗。

    军管人员除了用“干打垒”建汽车车间之外,在生产经营上更是蛮干瞎干。搞产品设计的时候,他们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制造“政治车”,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大学生、不要个人签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名是为了个人树碑立传。在制订生产任务的时候,更是不讲流程,一味的强调速度和产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

    就这样,一辆辆没有工程师参与设计、“用牙硬啃出来”的汽车被生产了出来,其质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见的。二汽的车几乎出厂没多久就发生毛病,而且屡修屡坏,群众编出顺口溜嘲笑说:“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陈祖涛回厂后,才逐渐恢复了产品试验、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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