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场所制造——它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厂，所有军储粮草集中于太仓的刘家河港，出发地点则是泉州港。根据史载，郑和舰队的旗舰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可载千人，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船上配有航海图、罗盘针。这艘“海上巨毋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木帆船，比一百年后的欧洲海船也要大十倍左右，可见中国造船技术之发达。郑和舰队的规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明朝海军的实力，据考证，在1420年前后，明朝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舰，海军实力为全球第一。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航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以又称为“宝船”。郑和所到之处，一方面宣扬明朝国威，邀约各国委派使臣到中国“朝贡”，同时与当地进行贸易。

    在区域经济史上，郑和的远航行动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建立了一种以“朝贡”为特征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体系。

    在14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处于中世纪的欧洲此时尚未强大起来，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也是实际上的第一大经济体。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的六十二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还将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等十五个邻国划定为“永久不予攻伐”的国家。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十五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也印证了滨下武志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它协助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这些商业网与国家密切相关，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独立生命。所以，当欧洲人进入到这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

    郑和的七次远洋，其实是对这一联盟体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