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汉武帝的这场“告缗运动”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迹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汉武帝同时的另外一个独裁人物，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公元前102年－公元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到了“独裁者时代”。

    从时间的角度看，无论是铸钱权的上收、盐铁专营还是算缗、告缗，都发生在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上述政策的实施让近乎空乏的国库重新充足起来，《汉书·食货志下》记载，“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这一财政上的改善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还要补充的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产业政策，是对酿酒业的国营垄断。

    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商朝的末代国君纣王好酒，曾“以酒为池“，聚三千人一起牛饮。到了西汉，酿酒技术大为提高，当时已普遍使用制曲酿造的“复式发酵法”，酒类品种也非常繁多，有以粮食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储存了52斤美酒的青铜钟，据报道，“青铜钟高达78厘米，通体镏金，顶盖密封，矗立着一个漂亮的朱雀。解开顶盖后，里面是透明的青绿色液体，一股强烈的酒香扑鼻而来。”文景初期，因为粮食紧张，朝廷曾颁令限制酿酒，不过酒业却日渐发达，其利润更是非常丰厚，《货殖列传》中记载，如果一年酿酒一千瓮，其投资所得，相当于战国“千乘之家”或汉代“千户侯“的收入。

    公元前98年前后，汉匈兵事再起，名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发二十万人出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政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之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25万2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桑弘羊将这部分收入“赡边，给战士”，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从此以后，酒榷与盐铁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务前后达二十三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臣下猜忌无度，荣辱随性，在桑弘羊之前，十年之内先后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两人被诛杀，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职后，再无更替，由此可见武帝对他倚重和满意，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

    不过，在朝廷内外，桑弘羊的政策还是遇到了众多的反对者，其中尤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另外就是“爱国商人”的典范――御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奠基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