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就在推出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年后，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在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武帝为此还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武帝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回答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不懂当官，不愿意。”使者又问：“那么你是有什么冤情，需要朝廷来替你洗清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关系和谐，没有冤情。”使者再问：“那么既然这样，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国民自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被灭。”

    后来，卜式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国家。到了“算缗令”公布的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万钱，以济国家之急。武帝听到后，当即对他特别嘉许，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同时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仅次于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然而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捂紧钱袋，无动于衷。于是，武帝只好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而桑弘羊则是总执行人。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使商贾中产以上大率破灭”，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宫的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不得不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大饱。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