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行至1984年前后，随着权力下放及经济复苏，各种新的治理难题层出不穷，在决策层和理论界发生了重大的争论和分歧，其主题是：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在这一年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改革主题被描述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哪个更优先，孰重孰轻，竟没有明确定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犹豫及摇摆，导致了数年后的一次重大挫折。

    一派意见认为，改革的主战场应是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创新，是为“企业主体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最早提出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厉股份”。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最大弊端是剥夺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从而扭曲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因此，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财产关系的改造，换而言之，只要把企业“还”给了市场，经济体制自然将实现转轨。1987年年底，厉以宁向国家体改委提交《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给出了完成企业改革的“八年时间表”：1988年至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年至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到1995年，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另一派意见认为，中同的经济改革靠企业制度的“单兵突进”难全其功，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是为“整体协调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

    在吴敬琏的构思中，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同步配套进行。

    1986年年初，吴敬琏向中央提出了一份改革路线图，其中包括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增强企业的自主权和经济责任。国有小企业可以放开改革，大企业则逐渐实现市场化，取消行政性公司，实行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

    第二个环节，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建立经营大规模批发业务的经济实体，抓紧反对垄断、保护竞争的立法，防止市场割据形势的发展。

    第三个环节，建设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改进财政税收体系，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推进到“划分税种，核定收支”的新阶段。

    在以放松管制为改革主题、强调“充分放权”的20世纪80年代，吴敬琏的方案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并扩大宏观调控的范畴，因而带有重新集权的色彩，这无疑触及了中国经济治理的一个古老的核心命题。在耶鲁大学进修过的吴敬琏提出了一个很有技巧性的“集—放”分权理论。

    他并不笼统地提倡放权或收权，而是分离出“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 两个概念。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经济；“经济性分权”是指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吴敬琏认为，当前的中国改革，行政性分权步子迈得太快，而经济性分权则远远不足，“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