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这一数据已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 很大的提高。

    中国历代城市化率列表

    战国（公元前4世纪）   15.9%

    西汉（公元2世纪）   17.5%

    唐（745年）

    20.8%

    南宋（1200年左右）   22.0%

    清（1820年）    6.9%

    清（1893年）    7.7%

    民国（1949年）   10.6%

    1957年

    15.4%

    1978年

    18%

    2011年

    50.5%

    （赵冈制表，吴晓波增补）

    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万）。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衝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 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同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 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