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赴桥头考察，汽车行进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董教授兴致盎然地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桥头还有多远？”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了，董教授开始关心起目的地。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人答道。董教授狐疑地望着前方，山峦仍在延伸着，前方并没有热闹起来的迹象。

    猛然，汽车偏离杭温公路，驶进一条颠簸不平的土路。

    顿时间，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等到视线清晰起来的时候，眼前已出现了数百个摊位，成千上万的人群。

    嘈杂忙乱的景象迎面扑来，而这一切仿佛是从地底下忽然冒出来似的。

    “为什么，”以学者特有的敏感，董教授发现了一个反常，“纽扣市场不设在杭温公路旁，而偏偏在这个山旮旯里？”

    从理论上讲，市场的设点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素，但是温州的许多市场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岛上，往往是在一些水陆交通都不太方便的偏僻地方。

    有人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有3．5公里，桥头人是凭什么神力，硬是“牵”着市场多弯了3．5公里的土路？

    1990年，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在温州考察，他到了宜山。

    地方官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情况，忽然，他冲口而出的一串数字，引起了以严谨出名的柳部长的猜疑，“停停，你再念一遍看看。”

    再念一遍：宜山的腈纶市场每年要从外地购进腈纶边角废料达17000吨，相当于34万亩棉田生产的棉花。每年采购来的旧棉布达300万匹，而每年从宜山推销出去的再生腈纶衣裤为2亿件，再生棉布，300万匹。

    看来没听错。

    柳部长一边摇头，一边感叹：如此巨大的物资流，每年在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到一个不通铁路、不通国道的偏远的小镇，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那是多么庞大的运输量，需要多少节车皮呀。哪怕是让物资部亲自调度，也未必运转得过来，可是温州农民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温州农民是怎样做到的？

    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温州，其中一站他去了柳市：

    走在忙碌的电器市场中，万里一路看，一路问。

    这是电煤灯，这是交流接触器，这是矿灯配件……在一间摊位前，万里问一位正在采购的东北客商：“你为什么大老远赶到这里来？”

    “这里的东西便宜，货齐，质量也还行。”

    “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商店或国营企业去买？”

    东北人笑而不答。

    临离开柳市，要万副总理讲几句，这位老政治家却陷入了沉思。他当时的讲话实录如下：“如果这个市场在上海郊区出现，人们还可以理解，而在远离大工业城市的浙南沿海小镇上形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像这类产品，国营企业完全可以生产。”

    按说，国营企业的设备、技术、资金，哪怕是地理条件，都百倍地好过温州。但是，为什么国营企业竞争不过温州农民的家庭工厂？

    以上三位经济学家、部长和副总理的疑问，只是无数“温州之谜”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年，每一个到过温州的人，都是带着一两个这样的疑问离开温州的。

    有人说，温州藏着无数的谜。

    有人索性说，温州整个儿就是一个谜。

    温州也一直被包围在这些谜中，而显得愈来愈神秘。

    现在，我们终于触及到开篇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核心了：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如此多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市场现象，是怎么成为现实的？

    “你去过杭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