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城里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支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40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

    上山下乡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又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后来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一个细节：

    当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指在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创造的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所行相差不多，好像在国家的“大锅”里吃饭一样。

    尽管所有的政治变化都以北京为中心，不过，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却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地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90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

    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