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新华社记者在当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邓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开始。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l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 0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迄今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实让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厉声响。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日，《光明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称：

    “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高考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