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能做到片刻的保密都不抱幻想。

    四点钟，迪米特里到了，坐在那里等着。他前面的病人，一个在面包店里工作的女人，出来了，满脸泪水，用一大块白手帕揩着她有伤疤的脸。一定跟她说了什么坏消息，迪米特里想。四点过两分时，克里提斯把头探出门外，叫他进去。

    “坐下，迪米特里，”医生说，“我们有个消息告诉你。”

    拉帕基斯身子往前倾，他的脸笑开了花。“我们获得批准，同意让你离开隔离区。”

    迪米特里知道他应该有什么感觉，可是似乎折磨他的手的麻木又来了，只不过这次折磨的是他的舌头。他已不太记得来斯皮纳龙格之前的生活。这里就是他的家，隔离区上的人就是他的亲人。他真正的家早就与他断了联系，他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们。他有一边脸已严重变形，在这里没人会觉得他有问题，可在外面的世界里，这副样子自会让他惹人注目。如果他离开这里，他能做什么？谁又会来管理这个学校呢？

    一百个问题和疑问在他脑海里盘桓，几分钟过去，他才能开口说话。“我宁愿留在这里，在这里我还有用，”他对克里提斯说，“我不想抛下这里的一切，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

    他不是唯一一个不愿走的。其他人也害怕这个疾病留下的看得见的残迹会一直跟着他们，把他们从人群里区分出来，他们需要被保证能重新融入社会。那就像又当一次试验鼠。

    尽管这些病人有这样的疑惧，可这还是这座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大约五十年了，麻风病人不断地来，却从无人离开！教堂里举行了感恩仪式，小酒馆里在庆祝。西奥多罗思·马基里达基斯和帕诺思·斯科拉沃尼斯——经营着欣欣向荣的电影院的那个雅典人，是第一批离去的人。一小群人聚集在地道入口处，和他们道别，他们俩都拼命忍住眼泪，但没有成功。他们和这里的男男女女握手，他们是这么多年来的朋友和伙伴，复杂的感情重重地压在他们心头。当他俩踏上吉奥吉斯等在那里的小船，从已知走向未知时，谁也不知道在这道水域的那边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他们。他俩最远能同路到伊拉克里翁，在那里，马基里达基斯会试着重新开始以前的生活，而斯科拉沃尼斯会搭上去雅典的船，他早已知道不可能恢复以前的演员生涯了。更别说他现在的样子。两人都紧紧地攥着诊断报告，报告上宣布他们是“干净”的；今后几周内有些场合下，他们会被迫出示它们，以证明他们已被正式宣告康复。

    几个月后，吉奥吉斯给斯皮纳龙格带来了这两个人写的信。他们信上都描述了试着重新投入社会的艰难，讲述他们一旦被人发觉曾在麻风病隔离区生活过，就受到驱逐。这不是让人振奋的故事，帕帕蒂米特里奥收到信后，没有告诉别人。第一批接受治疗的人中其他人现在也走了。他们全都是克里特人，会受到家人的欢迎，并找到新工作。

    第二年，康复模式继续着。医生们保留着每个人从第一天开始接受新疗法的详细记录，有多少个月的检查显示为阴性。

    “到今年年底，我们就要失业了。”拉帕基斯自嘲地说。

    “我从没想过失业会是我人生的目标，”阿西娜·玛娜基斯回答说，“可现在成真的了。”

    到晚春时节，除了几十个病人对新疗法反应严重而被迫中断治疗，以及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外，很明显，到夏天又会有一大批“干净”的健康单。到七月时，在斯皮纳龙格，医生们和尼可斯·帕帕蒂米特里奥讨论该如何管理这一切。

    吉奥吉斯把第一批痊愈的男女从斯皮纳龙格渡到了对岸，现在数着日子，等着玛丽娅可以再坐上他的船。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成了现实，然而他害怕会有耽搁，会有某种直到现在都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他把兴奋与焦虑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