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柳之争”的三个版本
混乱的战役
迟宇宙的《联想局》对于倪柳的最后战役,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他的标题就显示了这种模糊的趋向。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当年6月,柳传志因病住院,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柳传志低估了倪光南,尽管他可以在企业内部把倪光南束之高阁,但对于一个拥有广泛人脉和巨大科学声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言,他有太多的途径可以让柳传志奔命于这场纷争了。
迟宇宙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的告状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
“1997年,倪光南的状纸递到了朱镕基和罗干那里,朱镕基和罗干均做了批复,罗干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相关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路甬祥常务副院长21日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要求调查组‘把事实彻底搞清楚,向中央写个报告’。
“1997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了呈报‘罗干同志并呈基同志’的《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调查报告中所提之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并未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对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管理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管理。
“8月31日,联想董事会出具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说:‘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3年均超过100%地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9月10日罗干批示:‘拟同意中科院党组的调查报告中对联想集团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的意见。对联想集团要继续给予支持,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使联想集团更加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计算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请镕基同志阅示。’第二天,朱镕基批示:‘同意罗干同志批示。’”
所有的告发似乎在1997年达到了高峰,而在这个高峰后,倪柳之争已经到了必须有一方承认失败的地步。在迟宇宙的书里有过一段让笔者惊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