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众在中国崛起一样，由于索尼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也给了另一家公司足够的成长空间，那就是韩国的三星集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马路上还鲜有汽车，但宽敞的马路（相对于当时而言）却预示着中国接下来的步伐——那是开放汽车产业的先声。当时中国首先将机会给了与我们一水相隔的日本：中国政府向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出邀请，并提出了“技术换市场”的合作方案。丰田拒绝了，它认为向中国这样落后的市场输出技术无异于自杀。其后，中国将橄榄枝抛向了德国大众，后者毫不迟疑地来到中国，并一口气在上海和长春开设了两家生产基地。在其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大众汽车全球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到2002年为止，大众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高达50%以上。2002年，傲慢的丰田汽车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在那一年的6月，它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合资企业——一汽丰田，但此时的中国汽车市场已今非昔比——丰田错过了它发展史上最好的历史机遇。

    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另一“日本象征”的索尼身上。这家创立于1946年的电子公司，以富有远见而著称，也因此在5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站在科技最前沿，使它从一家两人创办的小公司，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电子标杆公司。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索尼一直是电子业的领跑者。但再伟大的公司，也会犯低级错误。在对待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一向富有远见的索尼却犹豫不决，它既觉得中国市场可能很大，但同时更担心自己的技术会在中国流失。因此，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里，索尼对待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只输出二流、三流的淘汰技术”，这个思路的直接表象是：一直到1996年10月，索尼才在北京注册成立了第一家公司。

    与大众在中国崛起一样，由于索尼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也给了另一家公司足够的成长空间，那就是韩国的三星集团。

    崛起的中国，崛起的三星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不久，三星集团便声明进入中国——这几乎是一种迫不及待地想进入中国的心情，并与索尼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种罕见的举动，三星集团的一位副总后来解释道：“整个七八十年代，三星一直在为生存而奋斗，但当中国之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太重要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后来一直提醒着两个背景：一是1992年的三星还正处于发展的前期。在整个70年代，三星都在拼命地学习日本三洋公司的技术；1988年，刚接任三星总裁的李健熙才刚刚开始有“第二次创业”的想法，而一直到1993年，三星公司才拉开了“新经营变革”的帷幕，由此开始以“21世纪世界一流公司”的目标为方向前进。

    第二个背景便是中国。1992年，当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中国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掀起了“办公司热”，很多北京人在申请执照时被告知库存执照已发完，正在调运；而这一年，中国正式决定开发浦东，与此同时又上马了世界罕见的三峡工程……中国正在加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三星来到了中国。据说，在正式进入中国前，三星曾派遣了3061人次奔赴全球58个国家开拓海外市场，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来到了中国，中国也由此戴上了“三星驻外人数最多国家”的“桂冠”。

    当然，这并非中国三星最成功之处。三星在中国的崛起，最精妙之处在于对“人”的把握。在进入中国之初，三星看重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突出的制造能力，是想把中国当作一个制造基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