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对外事务部总负责人，承诺我可以参与他们在中国的每一次新闻活动，这包括与当时柯达全球CEO邓凯达就柯达面对的基本挑战对话等等，这其中既有对一个记者探寻专业价值的尊重，也有其战略传播的需要，到2002年底，这些新闻活动让我相当靠近了柯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对于大纵深的主题，却远远不够。我决心做一次“深潜”，以一部书来终结自己的使命。而此时，柯达中国在“98协议”之后长达5年的并购整合，基本完成，客观上是可以完整讲一个柯达“中国故事”的时候了。

    2002年底，我和叶莺约定在广州做一次长谈，做一个决定。这一次在白天鹅宾馆三天三夜的长谈，对于柯达进入中国所经历的大谈判和其后的整合进行了体系性的回顾。最后，双方在相当的共识和信任基础上，决定面对一本关于柯达中国的未来书稿。当然，双方也明白它也有夭折或不出版的可能。

    还原与源流

    这样的写作实际是重建商业史和企业史的过程。如果说，重建历史是一个更为艰难而难以实现的境界，那么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就构成了基本的底线。

    关于柯达中国十年的战略所牵涉的人物如此众多，以至于当最初的人物采访清单列出时，已经足够庞大，并深深体现整个案例的本质。这既包含了当年参与“98协议”大谈判的中国政治人物，也包括柯达战略的决策人物，还有大量参与柯达中国并购整合中的中外经理人。尽管，在实际的执行中，相当一批的中国政经人物没有最终完成采访，主要是中央协调小组的人物和诸如上海等地的一些当年参与决策的地方政要。但在汕头、无锡和厦门这些地方还是实现了目标。

    应该说，这是一次职业生涯以来前所未有的密集式的深度的采访风暴，在数十人的面对面的采访和对话中，近百盘大小录音磁带源源不断的产生，柯达中国十年的轮廓开始呈现，历史和现实都交织在这里，等待去梳理和还原，当然，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依旧不够。直截了当的说，这根本不够。

    而我越是要把握柯达在中国十年的脉络，就越要回到源流。而在2003年全身心投入的数月采访之中，我有机会跨越美国罗切斯特，中国厦门、汕头、无锡、上海等这些世界感光业所在地的地理和时空，重新回到中国感光业的源流，回到柯达的源流，回到更广阔的时代深处，理解和梳理自己准备动手写作的一段聚焦10年的企业变革。

    这堪称是一次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苦旅，也是一次发现之旅。这让我深深震撼于我们时代的无知和虚妄，深深的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磨难和希望所在。那些震撼心灵的发现，那些经历，参悟，已经潜行在《跨越》的思想力量之中。

    正如2003年初春，在汕头民生路24号一个残破的民国建筑里，我第一次发现所隐藏的一个中国本土感光业的传奇：林希之，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对于科学发明，怀有乔治伊士曼式的激情人物。他缔造了公元感光厂，也缔造了这里隐含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公元之意，就是开创中国人的新纪元。我直觉到这是我追寻的“中国梦”的源头。

    一幕让人唏嘘的情景。回想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

    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遗照：林希之风华正茂，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着笔记。这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