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完全没有搞明白菲斯克为什么跟他说这些，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答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个不错的主意。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他一把抓起电话，是哈迪打来的。

    “它是在你看上去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我正写到一半的那篇‘城市对话’专栏文章的稿样。它是一堆谎言。”

    “他做了多少个？”哈迪问道。

    格里斯基是记者本人的一位私人朋友。他不喜喝酒，也不爱给入承诺。他喜欢橄榄球，音乐和阅读。他为人严肃，缺乏幽默感，富有来自于广博的知识底蕴之上的，对事物一针见血的敏锐的洞察力。在一副极有素养，有点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的外表之下，他的心灵充满了对那些朋友和受害者家人的疼惜与同情。在凶杀案组同事们的眼里他是一个严厉而不失宽容的领导，而且在法律界是个诚实守信而又处事公正的模范。由于自身带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和一半的黑人血统，他清楚地知道种族歧视之痛，然而这在他的办案过程中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也没有影响他执法的公正性。他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公平相待。他只是为他工作的那种方式感到自豪。他将被大家深切地怀念着。

    “于是格里斯基上尉和我等候在那间黑洞洞的卧室里，就在那间厨房的隔壁，同时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员守在他停放在那个拐角处的车子里，在看到房间里的灯一明一暗的信号指示后就迅速跑过来增援。”

    杰弗里埃利奥特

    “那是个不错的召唤啊。”哈迪说道。

    但在露兹·洛佩斯的眼里，是马卡姆杀了她的孩子。

    “迪斯马斯！”弗兰妮对他的冒失嗔怪道。

    “有时候。这不是我的强项。”

    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哈迪心想。对他来说，与人的任何接触都是个用来交朋友、影响对方、换取别人好感的机会。“我想这事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你有什么要说？”他问道。

    她已经搬走了，那个邻居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或许是在三星期前的一个早晨，她一大早就走了，再没有回来。然而那个邻居认为她曾在那家大阪旅馆工作过多年。或许他们那儿有她留下来的转递邮件的地址。

    “这是什么？”格里斯基问道。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的上午，哈迪在警察委员会委员听证室里与台上的玛琳亚什呈对角坐着。他抬起头来看见屋外天空中的云层正在滚滚而来，并且认为它们有变得越来越浓重的势头。看样子会是一个寒冷的春天，或许是个不热的夏天。他打算在孩子的学年结束之后，休息两个月，租一辆车，带上弗兰妮和孩子们，到阿拉斯加跑个来回，一路宿营游玩。他要去钓鱼、远足，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这辈子会拥有多少东西。你的生命可能在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他需要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并就此做点什么。

    “八个，那个傻瓜！”

    “让格里斯基上尉出现在巴丹先生公寓的那些情况。”

    哈迪仰起头来，一脸不屑地摇了摇头。“就八个，他就把自己的肠子都挣断了。”等他低下头来，目光回到桌上来的时候，高兴地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正难堪地坐在那儿，“真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人卷入的案子，在这个案件中不论是证人，还是嫌疑犯都有大量实实在在的犯罪记录。事实上，杀害他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白领商人，这个人曾是近期本专栏的访谈对象——帕纳塞斯健康维护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拉奇，罗斯医生。格里斯基的调查是从罗斯的前任，蒂姆马卡姆在波托拉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死亡开始的，已经扩大到包括对马卡姆的谋杀；接下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在波托拉病逝的患者也进入了他的调查视野。